刘荃震了一震,笑着说:“济南?”
她向他笑。“寄给济南团支部黄绢同志。”
“你怎么知道有这样一个人?”
“哼,告诉你:我的情报网比你深入,而且我的情报是绝对正确的,不像你,听了点没根据的话就来跟我乱发脾气!”
那天他离开她那里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猜测着她是从那里打听到的。他觉得实在有点奇怪,因为黄绢和他的事根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然后他乘电车回去,在电车上掏钱买票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把他装零碎钞票的那只旧信封拿出来看了看。黄绢寄给他的信很多,他一向总是利用那信封装钱,可以随身带来带去,仿佛也是一种安慰。已经成了习惯。那信封上的邮戳虽然可看出是济南寄出的,寄信人的名字却只有“黄缄”两个字。但是在这励行节约的时候,大家写信都是把旧信封翻过来再用一遍,所以她这封信也就是他寄给他的,里面赫然写着她的姓名住址。戈珊当然有很多的机会翻他的口袋。信封破了就再换一只,她可以看出他们是经常通信的。一定就是根据这一点线索。不过他知道,下次他问她,她一定仍旧故作神秘,不肯说实话的。
他把那破旧的信封又揣到口袋里去。近来越来越怕写信了,也怕接到她的信。虽然大家说来说去只是几句冠冕堂皇互相鼓励的话。
他觉得他应当把实话告诉黄绢,叫她不要等他了,他不值得她爱。会有比他好的人去爱她的。至于他,让他去吧,他已经习惯于黑暗。少女是光,妇人是温暖。眼前他所要求的只是一点温暖。他对于戈珊没有存着什么幻想,但是他觉得她也很可怜。她是和他一样被欺诓的,在学生时代就跟着共产党走,现在她什么都完了,她不但有病,心理上的病态也很严重,所以她把男女关系看得那样随便。他觉得她需要一个人去爱她。她或者会好起来。
有时侯他这样想。有时候他又怀疑他只是贪恋着那迷人的肉体,而又不能正视这单纯的事实,所以要加上这么许多解释。
在一个酷热的下午,他到她那里去,突然天色阴黑,下起雨来了,而且下得很大。刘荃扶着阑干,沿着那露天的小楼梯走上去,潮湿的水泥梯级已经成了暗黄色,上面黏着一两片洋梧桐娇黄的落叶。他揿了半天铃没有人开门,她一定是出去了。他从口袋里掏出笔来,又找出一张纸条子,抵在那绿漆小门上匆匆写了两行字,“来访不遇。明天下午或者能来。”下面没有署名。她会知道是他。他把那张纸双折了一下,弯下腰来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一阵狂风吹过来,她那紫红布窗帘突然鼓荡着,从窗户里飞了出来,飘在半空中,像是向他挥手。跟着就又往里面一吸,吸了进去。密密的雨点也跟着往里扫射,可以听见她沙沙地打在桌上,像撒豆子似的。刘荃不禁有些担忧,想起他们编的那小册子的校样,前两天看见她从报馆里带回来搁在那张桌子,不知道还在那里不在,恐怕全打湿了。那窗户离那楼梯有好几尺远,也没法替她关窗。
他转过身走下楼梯,快到人行道上了,忽然隐隐地听见一声“砰!”回过头来一看,那玻璃窗已经关上了。成片的雨水在那玻璃上流着,那紫红色的窗帘静静地被关闭在玻璃里面。
刘荃站在那里,茫然地向上面望着。然后他很快地走了,心里充满了愤怒。
她那里向来除了她自己,什么人都没有。听她说有时候叫白俄房东的女佣替她打扫打扫房间,但是如果是那女佣,外面揿铃揿得这样啊,也绝对没有不开门的理由。
第二天他再到她那里去,有一个黑红肤色的青年在那里,是文化局警卫科的人。戈珊的态度很自然,替他们介绍之后,大家随便谈着。但是刘荃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质问她,对于这种浮泛的应酬式的谈话实在感到不耐烦。那青年虽然也不大开口,却老是坐着不走。大家就这样干迸着,等着看谁把谁迸走。
谈话一直延长下去。刘荃有意无意地抬起手来看了看表。他趁着出差,弯到这里来一趟,实在应当走了。
“你别性急,”戈珊说:“魏同志大概也就快来了。他们这些忙人,约了时候向来不算数的。”
“哪个魏同志?”那青年问。
“还有谁?”戈珊笑着说:“就是你们的老魏。”
“他要上这儿来?”那青年显然吃了一惊。
戈珊似乎不愿意多说,含糊地应了一声,然后把下颏微微向刘荃努了努。“喏,这位刘同志有点事找他,我约了他们在这儿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