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其因为是一年到头难得的事，乡下人越发要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众口一词都说今年这班子蹩脚，表示他们眼界高，看戏的经验丰富。一个个的都带着懒洋洋冷清清的微笑，两手拢在袖子里，惟恐人家当他们是和小孩子们一样的真心喜欢过年。开演前一天大家先去参观剧场，提起那戏班子都摇头。惟有一个负责人员，二三十岁年纪，梳着西式分头，小长脸，酒糟鼻子，学着城里流行的打扮，穿着栗色充呢长袍，颈上围着花格子小围巾，他高高在上骑在个椅子背上，代表官方发言道：“今年的班子，行头是好的——班子是普通的班子。可是我说，真要是好的班子，我们榴溪这地方也请不起！是欧？”虽不是对我说的，我在旁边早已顺带地被折服了，他兀自心平气和地翻来覆去说了七八遍：“班子我没看见，不敢说‘好’的一个字。行头是好的！班子呢是普通的班子。”
闵少奶奶对于地方戏没什么兴趣，家下人手又缺，她第二天送了我便回去了。这舞台不是完全露天的，只在舞台与客座之间有一小截地方是没有屋顶。台顶的建筑很花俏，中央陷进去像个六角冰纹乳白大碗，每一只角上梗起了棕色陶器粗棱。戏台方方的伸出来，盘金龙的黑漆柱上左右各黏着一份“静”与“特等”的纸条。右边还高挂着一个大自鸣钟。台上自然有张桌子，大红平金桌围。场面上打杂的人便笼手端坐在方桌上首，比京戏里的侍役要威风得多。他穿着一件灰布大棉袍，大个子，灰色的大脸，像一个阴官，肉眼看不见的，可是冥冥中在那里监督着一切。
下午一两点钟起演。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舞台上有真的太阳，奇异地觉得非常感动。绣着一行行湖色仙鹤的大红平金帐幔，那上面斜照着的阳光，的确是另一个年代的阳光。那绣花帘幔便也发出淡淡的脑油气，没有那些销洋庄的假古董那么干净。我想起上海我们家附近有个卖杂粮的北方铺子。他们的面粉菉豆赤豆，有的装在口袋里，屉子里，玻璃格子里，也有的盛在大磁瓶里，白磁上描着五彩武侠人物，瓶上安着亭亭的一个盖，磁盖上包着老蓝布沿边（不知怎么做上去的），里面还衬着层棉花，使它不透气。衬着这蓝布垫子，这瓶就有了浓厚的人情味。这戏台上布置的想必是个中产的仕宦人家的上房，但是房间里一样还可以放着瓶瓶罐罐，里面装着喂雀子的小米，或是糖莲子。可以想像房间里除了红木家具屏风字画之外还有马桶在床背后。乌沉沉的垂着湘帘，然而还是满房红焰焰的太阳影子。仿佛是一个初夏的上午，在一个兴旺的人家。
一个老生坐在正中的一把椅子上，已经唱了半天了。他对观众负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生平所作所为都要有个交代。我虽听不懂，总疑心他在忠君爱国之外也该说到赚钱养家的话，因为那唱腔十分平实。老生是个阔脸的女孩子所扮，虽然也挂着乌黑的一部大胡须，依旧浓妆艳抹，涂出一张红粉大面。天气虽在隆冬，看那脸色总似乎香汗淫淫。他穿的一件敝旧的大红金补服，完全消失在大红背景里——本来，他不过是小生的父亲，一个凄惨的角色。
他把小生唤出来，吩咐他到姑母家去住一晌，静心读书，衙门里大约过于吵闹。小生的白袍周身绣蓝鹤，行头果然光鲜。他进去打了个转身，又换了件柠檬黄满绣品蓝花鸟的长衣，出门作客，拜见姑母。坐下来，便有人护惜地替他把后襟掀起来，高高搭在椅背上，台下一直可以看见他后身大红袴子的白袴腰与黑隐隐的汗衫。姑侄正在寒暄叙话，小姐上堂来参见母亲，一看见公子有这般美貌，顿时把脸一呆，肩膀一耸，身子向后一缩，由拍板连打了两个噎。然后她笑逐颜开，媚眼水淋淋的一个一个横抛过来；情不自禁似的，把她丰厚的肩膀一抬一抬。得空向他定睛细看时，却又吃惊，又打了两个噎。观众噗嗤噗嗤笑声不绝，都说：“怎这么难看相的？”又道：“怎么这班子里的人一个个的面孔都这么难看？”又批评“腰身哪有这么粗的？”我听了很觉刺耳，不免代她难过，这才明白中国人所谓“抛头露面”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这旦角生得也并不丑，厚敦敦的方圆脸，杏子眼，口鼻稍嫌笨重松懈了些；腮上倒是一对酒涡，粉荷色的面庞像是吹胀了又用指甲轻轻弹上两弹而侥幸不破。头发仿照时行式样，额前堆了几大堆；脸上也为了趋时，胭脂搽得淡淡的。身穿鹅黄对襟衫子，上绣红牡丹，下面却是草草系了一条旧白布裙。和小生的黄袍一比，便给他比下去了。一幕戏里两个主角同时穿黄，似乎是不智的，可是在那大红背景之前，两个人神光离合，一进一退，的确像两条龙似的，又像是端午节闹龙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