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着个网袋，里面瓶瓶罐罐，两只洋磁盖碗里的豆腐与甜面酱都不能够让它倾侧，一大棵黄芽菜又得侧着点，不给它压碎了底下的鸡蛋；扶着挽着，吃力得很。冬天的阳光虽然微弱，正当午时，而且我路走得多，晒得久了，日光像个黄蜂在头上嗡嗡转，营营扰扰的，竟使人痒刺刺地出了汗。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我也喜欢觉得手与脚都是年轻有气力的。而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不知为什么。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
回家来，来不及地把菜蔬往厨房里一堆，就坐到书桌前。我从来没有这么快的写出东西来过，所以简直心惊胆战。涂改之后成为这样：
中国的日夜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
补钉的彩云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
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谯楼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沉到底。……
中国，到底。
＊收入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上海山河图书公司《传奇》增订本。
有几句话同读者说
我 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
《传奇》里面新收进去的五篇，《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初发表的时候有许多草率的地方，实在对读者感到抱歉，这次付印之前大部分都经过增删。还有两篇改也无从改起的，只好不要了。
我不会做诗的，去年冬天却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又怕人家看了说：“不知所云”；原想解释一下，写到后来也成了一篇独立的散文。现在我把这篇《中国的日夜》放在这里当作跋，虽然它也并不能够代表这里许多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作为一个传奇末了的“余韵”，似乎还适当。
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收入《传奇》增订本。
华丽缘
正 月里乡下照例要做戏。这两天大家见面的招呼一律都由“吃饭了没有？”变成了“看戏文去啊？”闵少奶奶陪了我去，路上有个老妇人在渡头洗菜，闵少奶奶笑吟吟的大声问她：“十六婆婆，看戏文去啊？”我立刻担忧起来，怕她回答不出，因为她那样子不像是花得起娱乐费的。她穿着蓝一块白一块的衲袄，蹲在石级的最下层，脸红红的，抬头望着我们含糊地笑着。她的脸型短而凹，脸上是一种风干了的红笑——一个小姑娘羞涩的笑容放在烈日底下晒干了的。闵少奶奶一径问着：“去啊？”老妇人便也答道：“去！你们去啊？”闵少奶奶便又亲热地催促着：“去啊？去啊？”说话间，我们业已走了过去，度过高高低低的黄土陇，老远就听见祠堂里“哐哐哐哐”锣鼓之声。新搭的芦席棚上贴满了大红招纸，写着许多香艳的人名：“竺丽琴，尹月香，樊桂莲。”而对着隆冬的淡黄田地，那红纸也显得是“寂寞红”，好像击鼓催花，迅即花开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