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载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新中国报·学艺》，收入一九九四年七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对照记》。
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
《倾 城之恋》，因为是一年前写的，现在看看，看出许多毛病来，但也许不是一般的批评认为是毛病的地方。
《倾城之恋》似乎很普遍的被喜欢，主要的原因大概是报仇罢？旧式家庭里地位低的，年青人，寄人篱下的亲族，都觉得流苏的“得意缘”，间接给他们出了一口气。年纪大一点的女人也高兴，因为向来中国故事里的美女总是二八佳人，二九年华，而流苏已经近三十了。同时，一班少女在范柳原里找到她们的理想丈夫，豪富，聪明，漂亮，外国派。而普通的读者最感到兴趣的恐怕是这一点，书中人还是先奸后娶呢？还是始乱终弃？先结婚，或是始终很斯文，这两个可能性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因为太使人失望。
我并没有怪读者的意思，也不怪故事的取材。我的情节向来是归它自己发展，只有处理方面是由我支配的。男女主角的个性表现得不够。流苏实在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有决断，有口才，柔弱的部分只是她的教养与阅历。这仿佛需要说明似的。我从她的观点写这故事，而她始终没有彻底懂得柳原的为人，因此我也用不着十分懂得他。现在想起来，他是因为思想上没有传统的背景，所以年轻时候的理想禁不起一点摧毁就完结了，终身躲在浪荡油滑的空壳里。在现代中国实在很普通，倒也不一定是华侨。
写《倾城之恋》，当时的心理我还记得很清楚。除了我所要表现的那苍凉的人生的情义，此外我要人家要什么有什么，华美的罗曼斯，对白，颜色，诗意，连“意识”都给预备下了：（就像要堵住人的嘴）艰苦的环境中应有的自觉……
我讨厌这些顾忌，但《倾城之恋》我想还是不坏的，是一个动听的而又近人情的故事。结局的积极性仿佛很可疑，这我在《自己的文章》里试着加以解释了。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极端的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
编成戏，因为是我第一次的尝试，极力求其平稳，总希望它顺当地演出，能够接近许多人。
＊初载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九日上海《海报》，收入《对照记》。
罗兰观感
罗 兰排戏，我只看过一次，可是印象很深。第一幕白流苏应当穿一件寒素的蓝布罩袍，罗兰那天恰巧就穿了这么一件，怯怯的身材，红削的腮颊，眉梢高吊，幽咽的眼，微风振箫样的声音，完全是流苏，使我吃惊，而且想：当初写《倾城之恋》，其实还可以写得这样一点的……还可以写得那样一点的……
《倾城之恋》的故事我当然是烂熟的；小姐落难，为兄嫂所欺凌，“李三娘”一类的故事，本来就是烂熟的。然而有这么一刹那，我在旁边看着，竟想掉泪。罗兰演得实在好——将来大家一定会哄然赞好的，所以我想，我说好还得赶快说，抢在人家头里。
戏里，阖家出动相亲回来，因为她盖过了她妹子，一个个气烘烘，她挨身而入，低着头、像犯了法似地，悄悄地往里一溜。导演说：“罗兰，不要板着脸。……也不要不板着脸。你知道我的意思……”罗兰问：“得意啊？”果然，还是低着头，掩在人背后奔了进来，可是有一种极难表现的闪烁的昂扬。走到幕后，她夸张地摇头晃脑的一笑，说：“得意！我得意！”众人听着她的话都笑起来了。
流苏的失意得意，始终是下贱难堪的，如同苏青所说：“可怜的女人呀！”外表上看上去世界各国妇女的地位高低不等，实际上女人总是低的，气愤也无用，人生不是赌气的事。日本女人有意养成一种低卑的美，像古诗里的“伸腰长跪拜，问客平安不？”温厚光致，有绢画的画意，低是低的，低得泰然。西洋的淑女每每苦于上去了下不来。中国女人则是参差不齐，低中有高，高中见低。逃荒的身边带着女儿，随时可以变钱，而北方一般的好人家，嫁女儿，贴上许多妆奁不算，一点点聘金都不肯收，唯恐人家说一声卖女儿，的确尊贵得很。像流苏这样，似乎是惨跌了，一声喊，跌将下来，划过一道光，把原来与后来的境地都照亮了，怎么样就算高，怎么样就算低，也弄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