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说,我熟悉我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因为我在那样的家庭里度过了我最初的十九年的岁月,那些人都是我当时朝夕相见的,也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然而我并不是写我自己家庭的历史,我写了一般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历史。川西盆地的成都当时正是这种家庭聚集的城市。在这种家庭中长一辈是前清的官员,下一辈靠父亲或祖父的财产过奢侈、闲懒的生活,年轻的一代却想冲出这种“象牙的监牢”。在大小军阀割据地方、小规模战争时起时停的局面下,长一辈的人希望清朝复辟;下一辈不是“关起门做皇帝”,就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年轻的一代却立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新的生活,他们甚至有“为祖先赎罪”的想法。今天长一辈的已经死了;下一辈的连维持自己生活的能力也没有;年轻的一代中有的为中国革命流尽了自己的鲜血,有的作了建设新中国的工作者。然而在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这就是《家》的年代),虽然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爱国热潮使多数中国青年的血沸腾,可是在高家仍然是祖父统治整个家庭的时代。高老太爷就是封建统治的君主。他还有整个旧礼教作他的统治的理论根据。他是我的祖父,也是我的一些亲戚的家庭中的祖父。经济权捏在他的手里,他每年收入那麽多的田租,可以养活整整一大家人,所以一大家人都得听他的话。处理年轻人生死的大权也捏在他的手里。他认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想不到年轻人会有灵魂。他靠田租吃饭,却连农民怎样生活也弄不清楚。甚至在军阀横徵暴敛一年徵几年粮税的时候,他的收入还可以使整个家过得富裕、舒服。他相信这个家是万世不败的。他以为他的儿子们会学他的榜样,他的孙子们会走他的道路。他并不知道他的钱只会促使儿子们灵魂的堕落,他的专制只会把孙子们逼上革命的路。他更不知道是他自己亲手在给这个家庭挖坟。他创造了这份家业,他又来毁坏这个家业。他至多也就只做到四世同堂的好梦(有一些大家庭也许维持到五代)。不单是我的祖父,高老太爷们全走着这样的路。他们想看到和睦的家庭,可是和平的表面下掩盖着多少倾轧、斗争和悲剧。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那里受苦、挣扎而终於不免灭亡。但是幼稚而大胆的叛逆毕竟冲出去了,他们找到了新的天地,同时给快要闷死人的旧家庭带来一点新鲜的空气。
我的祖父虽然顽固,但并非不聪明,他死前已经感到幻灭,他是怀着寂寞、空虚之感死去的。我的二叔以正人君子的姿态把祖父留下的家业勉强维持了几年,终於带着无可奈何的凄凉感觉离开了世界。以後房子卖掉了,人也散了,死的死,走的走。一九四一年我回到成都的时候,我的五叔以一个“小偷”的身份又穷又病地死在监牢里面。他花光了从祖父那里得到的一切,花光了他的妻子给他带来的一切以後,没有脸再见他的妻儿,就做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这个人的另一面我在小说中没有写到:他面貌清秀,能诗能文,换一个时代他也许会显出他的才华。可是封建旧家庭的环境戕害了他的生机,他只能做损人害己的事情。为着他,我後来又写过一本题作《憩园》的中篇小说。
我在前面说过,觉新是我的大哥。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我常常这样想:要是我早把《家》写出来,他也许会看见了横在他面前的深渊,那麽他可能不会落到那里面去。然而太迟了。我的小说刚刚开始在上海的《时报》上连载,他就在成都服毒自杀了。十四年以後我的另一个哥哥在上海病故。我们三弟兄跟觉新、觉民、觉慧一样,有三个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种不同的结局。我说过好几次,过去十几年的生活像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这梦魇无情地摧毁了许多同辈的年轻人的灵魂。我几乎也成了受害者中的一个。然而“幼稚”和“大胆”救了我。在这一点我也许像觉慧。我凭着一个单纯的信仰,踏着大步向一个目标走去: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许我做的事。我在自己办的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内容浅薄而且有抄袭嫌疑的文章。我不能说已经有了成熟的思想。但是我牢牢记住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这三个大胆在那种环境里意外地收到了效果,帮助我得到了初步的解放。觉慧也正是靠着他的“大胆”才能够逃出那个正在崩溃的家庭,找寻自己的新天地;而“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却把觉新活生生地断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