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走出大门，母亲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他不知道母亲怀着什麽心思。两个人走了一段路，快要分手了，母亲忽然声音颤抖地唤着他说：“宣，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要为家庭牺牲你自己了。”
他皱了皱眉，过了一两分钟才低声说：“不这样又有什麽办法？你还不是一样吃苦？”
“可是她，她过得快活啊，上办公还要打扮得那样摩登，像去吃喜酒一样，”她忍不住爆发地说。
他低下头不出声。
“宣，我给你说，她跟我们母子不是一路人，她迟早会走自己的路，”她又说。
他停了半晌才回答一句：“她跟我结婚也已经十四年了。”
“你们那种结婚算什麽结婚呢！”母亲轻蔑地说。
他觉得这句话很刺耳，心里不高兴，就闭紧嘴不再做声了。
母亲也不再说什麽，他们分道走了。
他到了公司。还是锺老带着笑脸跟他打招呼。“你怎麽不多休息一天？今天又来得这样早！”锺老说，一面用肥大的手摸自己发光的秃头顶。
“我没有什麽病，我很好，”他笑答道。他在锺老的眼光和态度中看到了怜悯，那个老人在可怜他，可是他并不觉得受侮辱。他说了两句闲话，便走上楼去。
单调的工作又开始了。永远是那些似通非通的译文，那些用法奇特的字句。他没有权修改它们，他必须逐字校读。他坐下不过一点多钟，就觉得背上发冷，头发烧。他不去管它。“就为了几个钱啊！”他不时痛苦地暗暗念着。他勉强工作到十二点钟。
他并不想吃什麽，可是他对自己说：“我至少应该吃一碗饭，我没有生病啊。”他便走下楼去，在饭桌旁坐下，他果然吃完了一碗饭。碾过的平价米在平日吃起来倒并不怎样难吃，今天却有点难下咽了。放下碗，他立在门前看街景，站了一会儿，他觉得毫无趣味，便回到楼上办公桌前去。
他坐在自己位子上随意翻了翻文件，又把看过的校样整理好。工友送了一封信来。他看信封上的字，便知道是小宣从学校里寄来的。他好像得到了一点安慰似的，轻轻吐了一口气。他把信拆开了：
──先生说：物价高涨，我们这期收的图书费、伙食费都不够。
每个人还应该补缴三千二百元，说是多了以後还可以退回来。很多同学都缴了。我知道爸爸很苦，没有多的钱，不敢向爸爸要。不过先生又来催了，催得很厉害，说是不缴钱，今年不准参加学期考试。我只好向爸爸、妈妈要求。请爸爸、妈妈三天内把这笔钱寄到学校里来──
仅有的一点安慰也消失了。他的眼光停在那几行稚嫩的字迹上。“已经缴过两万多了，还要补缴，哪里来的钱！”他低声抱怨道。没有人注意他。
“学堂又不是商店，只晓得要钱怎麽成！中国就靠那班人办教育，所以有这种结果！”他愤怒地小声骂道。信纸冷冷地躺在他的面前，不回答他。
“找树生商量，看她有没有办法，”他想道：“那麽现在去。”
“现在不好，还是晚上罢，”他又想道，“她也许不在行里，我也累，不想多动。”
最後他把信纸摺好放回在信封内，又郑重地把信封揣在衣袋里面。下半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还是那些疙里疙瘩的译文，他不知道这是哪一个世界的文字。它们像一堆麻绳在他的脑子里纠缠不清。他疲乏极了。可是他不能丢开它们。他觉得浑身不舒服起来。他很想闭上眼睛，忘掉这一切，或者就伏在桌子上睡一觉。但是吴科长的严厉的眼光老是停留在他的脸上（他这样觉得），使他不敢偷懒片刻。後来他连头也不敢抬起了。
“天啊，我怎麽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麽都忍受！什麽人都欺负我！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销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他心里发出了这个无声的抗议。
然而没有用，这种抗议他已经发过千百回了。但是谁也没有听见，谁也不知道他起过不平的念头。当面也好，背後也好，大家喜欢称他做“老好人”，他自己也以老好人自居。好几年都是这样。
“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和树生，和我母亲，和小宣，我们不是这样地过活的。完了，我一生的幸福部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了。”他的眼光不停地在校样上面移动，他的思想却在另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