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赵先生替你去争来的，跟我无关。”
“不，我知道，”孙小姐温柔地固执着，“这是你提醒赵先生的。你在船上——”孙小姐省悟多说了半句话，涨红脸，那句话也遭了腰斩。
鸿渐猛记得船上的谈话，果然这女孩子全听在耳朵里了，看她那样子，自己也窘起来。害羞脸红和打呵欠或口吃一样有传染性，情况粘滞，仿佛像穿橡皮鞋走泥淖，踏不下而又拔不出。他支吾开玩笑说：“好了，好了。你回家的旅费有了。还是趁早回家罢，这儿没有意思。”
孙小姐小孩子般撅嘴道：“我真想回家！我天天想家，我给爸爸写信也说我想家。到明年暑假那时候太远了，我想着就心焦。”
“第一次出门总是这样的，过几时就好了。你对你们那位系主任谈过没有。”
“怕死我了！刘先生要我教一组英文，我真不会教呀！刘先生说四组英文应当各有一个教师，系里连他只有三个先生，非我担任一组不可。我真不知道怎样教法，学生个个比我高大，看上去全凶得很。”
“教教就会教了。我也从来没教过书。我想学生程度不会好，你用心准备一下，教起来绰绰有余。”
“我教的一组是入学考试英文成绩最糟的一组，可是，方先生，你不知道我自己多少糟，我想到这儿来好好用一两年功。有外国人不让她教，倒要我去丢脸！”
“这儿有什么外国人呀？”
“方先生不知道么？历史系主任韩先生的太太，我也没看见过，听范小姐说，瘦得全是骨头，难看得很。有人说她是白俄，有人说她是奥国归并给德国以后流亡出来的犹太人，她丈夫说她是美国人。韩先生要她在外国语文系当教授，刘先生不答应，说她没有资格，英文都不会讲，教德文俄文现在用不着。韩先生生了气，骂刘先生自己没有资格，不会讲英文，编了几本中学教科书，在外国暑期学校里混了张证书，算什么东西——话真不好听，总算高先生劝开了，韩先生在闹辞职呢。”
“怪不得前天校长请客他没有来。咦！你本领真大，你这许多消息，什么地方听来的？”
孙小姐笑道：“范小姐告诉我的。这学校像个大家庭，除非你住在校外，什么秘密都保不住，并且口舌多得很。昨天刘先生的妹妹从桂林来了，听说是历史系毕业的。大家都说，刘先生跟韩先生可以讲和了，把一个历史系的助教换一个外文系的教授。”
鸿渐掉文道：“妹妹之于夫人，亲疏不同；助教之于教授，尊卑不敌。我做了你们的刘先生，决不肯吃这个亏的。”
说着，辛楣进来了，说：“好了，那批人送走了——孙小姐，我知道你不会就去的。”他说这句话全无用意，可是孙小姐脸红。鸿渐忙把韩太太这些事告诉他，还说：“怎么学校里还有这许多政治暗斗？倒不如进官场爽气。”
辛楣宣扬教义似的说：“有群众生活的地方全有政治。”孙小姐坐一会去了。辛楣道：“我写信给她父亲，声明把保护人的责任移交给你，好不好？”
鸿渐道：“我看这题目已经像教国文的老师所谓‘做死’了，没有话可以说了，你换个题目来开玩笑，行不行？”辛楣笑他扯淡。
上课一个多星期，鸿渐跟同住一廊的几个同事渐渐熟了。历史系的陆子潇曾作敦交睦邻的拜访，所以一天下午鸿渐去回看他。陆子潇这人刻意修饰，头发又油又光，深恐为帽子埋没，与之不共戴天，深冬也光着顶。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因为没结婚，他对自己年龄的态度，不免落在时代的后面；最初他还肯说外国算法的十足岁数，年复一年，他偷偷买了一本翻译的《Life Begins at Forty》[1]，对人家干脆不说年龄，不讲生肖，只说：“小得很呢！还是小弟弟呢！”同时表现小弟弟该有的活泼和顽皮。他讲话时喜欢窃窃私语，仿佛句句是军国机密。当然军国机密他也知道的，他不是有亲戚在行政院、有朋友在外交部么？他亲戚曾经写给他一封信，这左角印“行政院”的大信封上大书着“陆子潇先生”，就仿佛行政院都要让他正位居中似的。他写给外交部那位朋友的信，信封虽然不大，而上面开的地址“外交部欧美司”六字，笔酣墨饱，字字端楷，文盲在黑夜里也该一目了然的。这一封来函、一封去信，轮流地在他桌上装点着。大前天早晨，该死的听差收拾房间，不小心打翻墨水瓶，把行政院淹得昏天黑地，陆子潇挽救不及，跳脚痛骂。那位亲戚国而忘家，没来过第二次信；那位朋友外难顾内，一封信也没回过。从此，陆子潇只能写信到行政院去，书桌上两封信都是去信了。今日正是去信外交部的日子，子潇等待鸿渐看见了桌上的信封，忙把这信搁在抽屉里，说：“不相干。有一位朋友招我到外交部去，回他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