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姐跟苏小姐的来往也比从前减少了，可是方鸿渐迫于苏小姐的恩威并施，还不得不常向苏家走动。苏小姐只等他正式求爱，心里怪他太浮太慢。他只等机会向她声明并不爱她，恨自己心肠太软，没有快刀斩乱丝的勇气。他每到苏家一次，出来就懊悔这次多去了，话又多说了。他渐渐明白自己是个西洋人所谓“道义上的懦夫”，只怕唐小姐会看破了自己品格上的大弱点。一个星期六下午他请唐小姐喝了茶回家，看见桌子上赵辛楣明天请吃晚饭的帖子，大起惊慌，想这也许是他的订婚喜酒，那就糟了，苏小姐更要爱情专注在自己身上了。苏小姐打电话来问他收到请帖没有，说辛楣托她转邀，还叫他明天上午去谈谈。明天苏小姐见了面，说辛楣请他务必光临，大家叙叙，别无用意。他本想说辛楣怎会请到自己，这话在嘴边又缩回去了；他现在不愿再提起辛楣对自己的仇视，怕又加深苏小姐的误解。他改口问有没有旁的客人。苏小姐说，听说还有两个辛楣的朋友。鸿渐道：“小胖子大诗人曹元朗是不是也请在里面？有他，菜可以省一点；看见他那个四喜丸子的脸，人就饱了。”
“不会有他罢。辛楣不认识他，我知道辛楣跟你一对小心眼儿，见了他又要打架，我这儿可不是战场，所以我不让他们两人碰头。元朗这人顶有意思的，你全是偏见，你的心我想也偏在夹肢窝里。自从那一次后，我也不让你和元朗见面，免得冲突。”
鸿渐本想说：“其实全没有关系，”可是在苏小姐抚爱的眼光下，这话不能出口。同时知道到苏家来朝参的又添了个曹元朗，心放了许多。苏小姐忽然问道：“你看赵辛楣这人怎么样？”
“他本领比我大，仪表也很神气，将来一定得意。我看他倒是个理想的——呃——人。”
假如上帝赞美魔鬼，社会主义者歌颂小布尔乔亚，苏小姐听了也不会这样惊奇。她准备鸿渐嘲笑辛楣，自己主持公道，为辛楣辩护。她便冷笑道：“请客的饭还没吃到口呢，已经恭维主人了！他三天两天写信给我，信上的话我也不必说，可是每封信都说他失眠，看了讨厌！谁叫他失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医生！”苏小姐深知道他失眠跟自己大有关系，不必请教医生。
方鸿渐笑道：“《毛诗》说：‘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他写这种信，是地道中国文化的表现。”
苏小姐瞪眼道：“人家可怜，没有你这样运气呀！你得福不知，只管口轻舌薄取笑人家，我不喜欢你这样。鸿渐，我希望你做人厚道些，以后我真要好好的劝劝你。”
鸿渐吓得哑口无言。苏小姐家里有事，跟他约晚上馆子里见面。他回到家整天闷闷不乐，觉得不能更延宕了，得赶快表明态度。
方鸿渐到馆子，那两个客人已经先在。一个躬背高额，大眼睛，苍白脸，戴夹鼻金丝眼镜，穿的西装袖口遮没手指，光光的脸，没胡子也没皱纹，而看来像个幼稚的老太婆或者上了年纪的小孩子。一个气概飞扬，鼻子直而高，侧望像脸上斜搁了一张梯，颈下打的领结饱满齐整得使鸿渐绝望地企羡。辛楣见了鸿渐，热烈欢迎。彼此介绍之后，鸿渐才知道那位躬背的是哲学家褚慎明。另一位叫董斜川，原任捷克中国公使馆军事参赞，内调回国，尚未到部，善做旧诗，是个大才子。这位褚慎明原名褚家宝，成名以后，嫌“家宝”这名字不合哲学家身分，据斯宾诺沙改名的先例，换称“慎明”，取“慎思明辨”的意思。他自小负神童之誉，但有人说他是神经病。他小学、中学、大学都不肯毕业，因为他觉得没有先生配教他考他。他最恨女人，眼睛近视得利害而从来不肯配眼镜，因为怕看清楚了女人的脸，又常说人性里有天性跟兽性两部分，他自己全是天性。他常翻外国哲学杂志，查出世界大哲学家的通信处，写信给他们，说自己如何爱读他们的书，把哲学杂志书评栏里赞美他们著作的话，改头换面算自己的意见。外国哲学家是知识分子里最牢骚不平的人，专门的权威没有科学家那样高，通俗的名气没有文学家那样大，忽然几万里外有人写信恭维，不用说高兴得险的忘掉了哲学。他们理想中国是个不知怎样闭塞落伍的原始国家，而这个中国人信里说几句话，倒有分寸，便回信赞褚慎明是中国新哲学的创始人，还有送书给他的。不过褚慎明再写信去，就收不到多少复信，缘故是那些虚荣的老头子拿了他第一封信向同行卖弄，不料彼此都收到他的这样一封信，彼此都是他认为“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不免扫兴生气了。褚慎明靠着三四十封这类回信，吓倒了无数人，有位爱才的阔官僚花一万金送他出洋。西洋大哲学家不回他信的只有柏格森；柏格森最怕陌生人去缠他，住址严守秘密，电话簿上都没有他名字。褚慎明到了欧洲，用尽心思，写信到柏格森寓处约期拜访，谁知道原信退回，他从此对直觉主义痛心疾首。柏格森的敌人罗素肯敷衍中国人，请他喝过一次茶，他从此研究数理逻辑。他出洋时，为方便起见，不得不戴眼镜，对女人的态度逐渐改变。杜慎卿厌恶女人，跟她们隔三间屋还闻着她们的臭气，褚慎明要女人，所以鼻子同样的敏锐。他心里装满女人，研究数理逻辑的时候，看见a posteriori[7]那个名词会联想到posterior[8]，看见×记号会联想到kiss[9]，亏得他没细读柏拉图的太米蔼斯对话（Timaeus），否则他更要对着×记号出神。他正把那位送他出洋的大官僚讲中国人生观的著作翻为英文，每月到国立银行里领一笔生活费，过极闲适的日子。董斜川的父亲董沂孙是个老名士，虽在民国做官，而不忘前清。斜川才气甚好，跟着老子做旧诗。中国是出儒将的国家，不比法国有一两个提得起笔的将军，就要请进国家学院去高供着。斜川的将略跟一般儒将相去无几，而他的诗即使不是儒将做的，也算得好了。文能穷人，所以他官运不好，这对于士兵，倒未始非福。他做军事参赞，不去讲武，倒批评上司和同事们文理不通，因此内调。他回国不多几天，想另谋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