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姚自己捉不到贼，就发动群众帮他捉。无论是全校大会、各系的会，甚至於各科的会，他都要到会讲话，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协助捉贼。他又是个废话篓子，一说就是一个钟头还没上正题，所以大家开会都躲着他。我们基础部开会，就常常躲到地下室，还派人在门口放哨，一见老姚来了，立刻宣布休会。他还做了十几个检举箱到处安放，谁也不往箱里投检举信，除了男厕所里那一个，有人做了仿古文章：“老姚一过厕所之坑，纸篓遂空。”简直是亵渎古人！
这些都是他的事，不是我的事。只可恨他捉不到贼还顺嘴胡说。学校里一丢东西，他就怀疑是校工里小年轻的偷了。这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他有公安局公布的数字为证：去年全市刑事犯罪者百分之八十是青少年，青年工人又占到第二位，占第一位的青年农民我们学校里没有。他又进一步缩小怀疑圈，认为锅炉房那几位管子工年龄最小，平时又吊儿郎当不像好人。一丢东西，他就说他们几个偷的。人家怎肯吃这种哑巴亏？正好厕所下水道堵了，用竹片捅不开，管工弟兄们刨开地面，掏出一大团用过的避孕套，有几十个。这帮人就用竹杆挑着进了保卫科，往办公桌上一摔，摔得汁水四溅，还逼着他立即破案，否则下水道再堵了，就叫老姚去刨地。然後老姚就来破避孕套的案。他也不知怎麽就想到学校里还有生物室，拿了那些东西来找我化验。正好一进门，听到许由和我开玩笑，说那些东西里有我一份。这可不得了，老姚当了真，到处去讲我作风有问题，谣言这东西是泼水难收，到现在我还背着黑锅。平时我恨不得掐死他，现在他住医院我去看护，你看我是不是吃错药了？
我到医院去，向门房打听老姚。人家说记录上无此人，可能已经拖走了。我知道这医院不怎麽样，可是一下午就把老姚治死，也太快了点儿。再问时，人家问我什麽时候送来的，我说早上送来的。他又问我们认不认识院长大夫，我说都不认识。他说那准是躺在急诊室里。要是不赶紧托人找关系，病人还要在急诊室里一直躺下去。我去找急诊室，顺着路标绕来绕去，一直走到後门边上，找到一间房子门上挂着急诊室的牌子，可是怎麽看这房子都是太平间。看来原来的急诊室在翻盖，急诊病人向死人借位子。我在门前欲进又退，心里狂跳不止，和第一次与铃子搭话时的心境相仿。
我第一次和铃子搭话，预先找过无数藉口，可是都觉得不充分，不足以掩饰我要搞她的动机；那年头男女青年要不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可以一辈子不搭话。同理，今天我来看着老姚，也没法掩饰我要装好人、往上爬的动机。我和他非亲非故，平时还有些宿怨，我来干嘛？
从小学我就会挖苦先进的小同学，那些恶毒之辞现在不提也罢。现在我骑虎难下，前进一步，我骂人的话全成了骂自己，要是走了呢？呸！更不成个体统。
我开始编些藉口。我要这麽说：“姚大叔，校长叫我来照看你。”这话就和旧社会新房里新郎说过的一样。他和个陌生女孩待在一起，不好意思了，就这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看他多乾净，其实过一会儿，他就要操人家。新郎倌的话是自欺欺人，我的话也是自欺欺人，我身後又没有两个武装警察押送，要是不乐意，可以不来呀！
我还可以说：“老姚，听说你病了没人照看，我心里不安。我们八十年代的青年，照顾有病的老人是我的本分，”这话很好，怎奈我不是这样的人，不合身分。还有一种说法比较合理，“老姚，咱们是同事，我又年轻，该着我来。”不过王刚怎麽不来说这话？算了算了不想这麽多。我先进去，到时候想起什麽说什麽。
一进急诊室，吓了我一跳。这是间有天窗的房子，天花板上一盏水银灯，灯光青紫，照得底下的人和诈屍的死人一般无二。有若干病人直挺挺躺在板床上，那床宽不过二尺，一头高一头低，板子薄得叫人担心。这床看着这麽眼熟！小时候我住在医院里，经常钻地下室。有一次钻到太平间里，就看见了这样的床。
盛夏里我看见过一个年轻的女屍躺在这种床上，浑身每个毛孔都沁出一团融化的脂肪，那种黄色的油滴像才流出的松脂一样。现在躺在床上的人谁也不比她好看，尤其是屋子正中那一位。她是个胖者太太，好像一个吹胀的气球，盘踞在两张床拼起的平台上。她浑身的皮肤肿得透亮，眼皮像两个下水袋，上身穿医院的条子褂，下面光着屁股，端坐在扁平便器上，前面露出花白的阴毛，就如一团油棉丝。老太太不停地哼哼，就如开了的水壶。已经胀得要爆炸了，身上还插着管子打吊针，叫人看着腿软。幸亏她身下老在哗哗地响，也不知是屙是尿，反正别人听了有安全感。其他病人环肥燕瘦各有态，看架式全是活不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