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妈，我的老子到底是谁？”韦春花瞪眼道：“我怎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花道：“那时你娘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记得这许多？”
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吧？”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儿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吧？”韦春花怒道：“你当你娘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花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生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花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之前一定要念咒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地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
（全书完）
附录 康熙朝的机密奏折
《鹿鼎记》的故事中说到，康熙在韦小宝的部属中派有密探，所以知道了韦小宝的许多秘密行动。小说的故事有点夸张。清初政治相当清明，取消了明朝东厂、西厂、内厂、锦衣卫等特务制度，皇帝并没有私人特务。一直到清亡，始终没有特务系统。传说雍正有“血滴子”，那只是小说家言，并非事实。
但康熙对于臣子的动静、地方上的民情，还是十分关心的，这是统治者所必须知道的情报。从康熙朝开始，清廷建立了“密折奏事”的制度。原来的制度是朝廷有一个“通政司”机关，凡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题本，都先交到通政司，经审阅后再行转呈。康熙觉得这方式会导致壅塞，泄露机密，所以命令特别亲信的臣子专折奏闻。专折不经通政司，直接呈给皇帝，密折的封面上并不写明奏事者的姓名，只写“南书房谨封”字样。奏事者亲自送到御书房，面交太监，等皇帝批复之后，又亲自到御书房领回。
后来这奏折制度的范围扩大，并不限亲信臣子才可密奏，一般地方督抚、京中大员都可用折子向皇帝直接奏事。到了雍正朝，更规定科道等官（中级官员）每天一人以密折轮流奏事，事无大小，都可照实奏告，即使没有什么事可说，也须说明为什么没有事可说。这种方式扩大了皇帝的权力，同时使得各级官员不敢欺骗隐瞒。
从康熙朝的奏折中看来，奏折的内容主要是各地粮价、雨水、收成、民间舆论、官员的清贪。可见康熙最关心的是百姓的经济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员是否贪污腐败。当然，各地的造反叛乱，他也是十分注意的。
康熙在奏折上用朱笔批示，大多数是写“知道了”三字，有时也有详细指示。从批示之中，可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
王鸿绪的奏折
王鸿绪比康熙大九岁，江苏华亭人，康熙十二年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等大官，是康熙十分亲信的臣子。他呈给康熙的奏折上，只写“密奏。臣王鸿绪谨奏”字样，不写官衔，所有公式套语完全不用。他在京城做官，所密奏的大都是北京官员的情况。
康熙派遣亲信探听消息，起初所派的都是大臣，人数极为有限，并一再叮嘱不可让人知道。他在给王鸿绪的亲笔上谕中说：“京中地可闻之事，卿密书奏折，与请安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倘有泻（泄）漏，甚有关系，小心，小心。”
“前岁南巡，有许多不肖之人骗苏州女子。朕到家里方知。今年又恐有如此行者。尔细细打听，凡有这等事，亲手蜜蜜（密密）写来奏闻。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尔即不便矣。”（苏州女子以美丽出名，大概有人乘着康熙南巡的机会，想选美进献，或假借名义，欺骗苏州女子的家属。）
“已（以）后若有事，奏帖照南巡报例。在宫中耳目众，不免人知，不必奏。”
“有所闻见，照先密折奏闻。”
王鸿绪受到皇帝委托，保证绝对不敢泄漏。他在密折中说：
“臣一介竖儒，历蒙圣恩简擢，毫无尺寸报效，愧悚无地。兹于十三日卯刻入直内廷，恭接御批并封内密谕，其时蔡查二臣未曾到。臣虔开默诵，不胜感激惶悚之至。伏念臣至愚昧，何足比数，乃仰荷天恩，破格密加委任，唯有竭尽犬马，力矢忠诚，以仰报圣恩于万一。至蒙恩谕谆诲，虑臣稍露风声，关系甚大，臣益感而欲泣，永永时刻凛遵，三缄其口，虽亲如父子兄弟，亦决不相告，自当慎之又慎，以仰副天心委任之至意也。自后京中可闻之事，臣随时于恭请圣安帖内缮写小折，密达御览。缘系特奉密旨事宜，理合奏复。谨奉。”（康熙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