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不明白康熙的性格，奏折中以大量套语歌功颂德，关于地方事宜和雨水情形，也是报喜不报忧。此人大概是汉军旗的武官，所用的师爷也不明规矩，在奏折上盖了一颗官印。康熙朱批：“知道了。以后折子写清字，不必用印。”
“清字”即满洲文，康熙的意思是，这种奏折是秘密奏报，并非正式公文，要李林盛自己书写，不会写汉字则写清字好了。
李林盛收到御批后，又上奏折：
“……仰唯我皇上承天御极，神武英文，虽圣躬日理万机，犹无时不以民生为念。曩因河东岁歉，上勤圣怀，既沛赈恤之殊恩，复颁免赋之旷典，诚功高万世，德迈百王，薄海内外，靡不共戴尧天也……再臣应宜遵旨，以清字具折请奏，但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如令人代缮，臣既不谙其中深义，诚恐词句失宜，并恳皇恩，容臣嗣后凡陈奏事宜，仍准以汉字具奏，庶民舛错之愆尤也。”
康熙批示：“知道了。此汉文亦未必尔自能作也。”
他明知这员武将肚子里墨水有限，这封奏折必是叫人代写的，于是小小地讽刺了他一下，以后也不盼望他能自写奏折、密报地方讯息了。
李林盛这封奏折虽是师爷所写，其实还是有不通顺处。例如“但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其实应当是“又兼不通清字之文理”。原折中那一句话，变成了指摘满洲文“文理不通”。好在康熙宽宏大量，不予追究，如果变成了细密深刻的雍正皇帝，或许会下旨斥责，罚他“再降一级，戴罪图功”。
后记
《鹿鼎记》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廿四日开始在《明报》连载，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三日刊完，一共连载了两年另十一个月。我撰写连载的习惯向来是每天写一续，次日刊出，所以这部小说也是连续写了两年另十一个月。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这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
然而《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这部小说在报上刊载时，不断有读者写信来问：“《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因为他们发觉，这与我过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实这当然完全是我自己写的。很感谢读者们对我的宠爱和纵容，当他们不喜欢我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个段落时，就断定：“这是别人代写的。”将好评保留给我自己，将不满推给某一位心目中的“代笔人”。
《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地尝试一些新的创造。
有些读者不满《鹿鼎记》，为了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念太过违反。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在这方面，剥夺了某些读者的若干乐趣，我感到抱歉。
但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造人物；好人、坏人、有缺点的好人、有优点的坏人等等，都可以写。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哈姆莱特优柔寡断，罗亭能说不能行，《红字》中的牧师与人通奸，安娜·卡列尼娜背叛丈夫，作者只是描写有那样的人物，并不是鼓励读者模仿他们的行为。《水浒传》的读者最好不要像李逵那样，赌输了就抢钱，也不要像宋江那样，将不断勒索的情妇一刀杀了。林黛玉显然不是现代妇女读者模仿的对象。韦小宝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并没有贾宝玉那么多，至少，韦小宝不像贾宝玉那样搞同性恋，既有秦钟，又有蒋玉函。鲁迅写阿Q，并不是鼓吹精神胜利。
小说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美，未免是不真实的。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社会中并没有绝对完美的人。小说并不是道德教科书。不过读我小说的人有很多是少年少女，那么应当向这些天真的小朋友们提醒一句：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照学。
我写的武侠小说长篇共十二部，中篇二部，短篇一部。曾用书名首字的十四个字作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最后一个不重要的短篇《越女剑》没有包括在内。
最早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写于一九五五年，最后的《鹿鼎记》于一九七二年九月写完。十五部长短小说写了十七年。修订的工作开始于一九七○年三月，到一九八○年年中结束，一共是十年。当然，这中间还做了其他许多事，主要是办《明报》和写《明报》的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