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辆退出大桥的汽车停住了，车上的鬼子乱纷纷跳下，趴到对面河堤上，架起机枪，对着这边猛打。方六的脸上中了一弹，鼻梁被打得四分五裂，他的血溅了父亲一脸。
起火汽车上的两个鬼子，推开车门跳出来，慌慌张张蹦到河里。中间那辆流大米的汽车，进不得退不得。在桥上吭吭怪叫，车轮子团团旋转。大米像雨水一样哗哗流。
对面鬼子的机枪突然停了，只剩下几只盖子枪在叭勾叭勾响。十几个鬼子，抱着枪，弯着腰，贴着着火汽车的两边往北冲。爷爷喊一声打，响应者寥寥。父亲回头看到堤下堤上躺着队员们的尸体，受伤的队员们在高粱地里呻吟喊叫。爷爷连开几枪，把几个鬼子打下桥。路西边也稀疏地响了几枪，打倒几个鬼子。鬼子退了回去。河南堤飞起一颗枪弹，打中了爷爷的右臂，爷爷的胳膊一蜷，手枪落下，悬在脖子上。爷爷退到高粱地里，叫着：“豆官，帮帮我。”爷爷撕开袖子，让父亲抽出他腰里那条白布，帮他捆扎在伤口上。父亲趁着机会，说：“爹，俺娘想你。”爷爷说：“好儿子！先跟爹去把那些狗娘养的杀光！”爷爷从腰里拔出父亲扔掉的勃朗宁手枪，递给父亲。刘大号拖着一条血腿，从河堤边爬过来，他问：“司令吹号吗？”
“吹吧！”爷爷说。
刘大号一条腿跪着，一条腿拖着，举起大喇叭，仰天吹起来，喇叭口里飘出暗红色的声音。
“冲啊，弟兄们！”爷爷高喊着。
路西边高粱地里有几个声音跟着喊。爷爷左手举着枪，刚刚跳起，就有几颗子弹擦着他的腮边飞过，爷爷就地一滚，回到了高粱地。路西边河堤上响起一声惨叫。父亲知道，又一个队员中了枪弹。
刘大号对着天空吹喇叭，暗红色的声音碰得高粱棵子索索打抖。
爷爷抓住父亲的手，说：“儿子，跟着爹，到路西边与弟兄们汇合去吧。”
桥上的汽车浓烟滚滚，在哔哔叭叭的火焰里，大米像冰霰一样满河飞动。爷爷牵着父亲，飞步跨过公路，子弹追着他们，把路面打得噗噗作响。两个满面焦糊、皮肤开裂的队员见到爷爷和父亲，嘴咧了咧，哭着说：“司令，咱们完了！”
爷爷颓丧地坐在高粱地里，好久都没抬起头来，河对岸的鬼子也不开枪了。桥上响着汽车燃烧的爆烈声，路东响着刘大号的喇叭声。
父亲已经不感到害怕，他沿着河堤，往西出溜了一段，从一蓬枯黄的衰草后，他悄悄伸出头。父亲看到从第二辆尚未燃烧的汽车棚里，跳出一个日本兵。日本兵又从车厢里拖出了一个老鬼子。老鬼子异常干瘦，手上套着雪白的手套，腚上挂着一柄长刀，黑色皮马靴装到膝盖。他们沿着汽车边，把着桥墩，哧溜哧溜往下爬。父亲举起勃朗宁手枪，他的手抖个不停，那个老鬼子干瘪的屁股在父亲枪口前跳来跳去。父亲咬牙闭眼开了一枪，勃朗宁嗡地一声响，子弹打着呼哨钻到水里，把一条白鳝鱼打翻了肚皮。鬼子官跌到水中。父亲高叫着：“爹，一个大官！”
父亲脑后一声枪响，老鬼子的脑袋炸裂了，一团血在水里噗啦啦散开了。另一个鬼子手脚并用，钻到了桥墩背后。
鬼子的枪弹又压过来，父亲被爷爷按住。子弹在高粱地里唧唧咕咕乱叫。爷爷说：“好样的，是我的种！”
父亲和爷爷不知道，他们打死的老鬼子，就是有名的中岗尼高少将。
刘大号的喇叭声不断，天上的太阳，被汽车的火焰烤得红绿间杂，萎萎缩缩。
父亲说：“爹，俺娘想你啦，叫你去。”
爷爷问：“你娘还活着？”
父亲说：“活着。”
父亲牵着爷爷的手，向着高粱深处走。
奶奶躺在高粱下，脸上印着高粱的暗影，脸上留着为我爷爷准备的高贵的笑容。奶奶的脸空前白净，双眼尚未合拢。
父亲第一次发现，两行泪水，从爷爷坚硬的脸上流下来。
爷爷跪在奶奶身旁，用那只没受伤的手，把奶奶的眼皮合上了。
一九七六年，我爷爷死的时候，母亲用她缺了两个指头的左手，把爷爷圆睁的双眼合上。爷爷一九五八年从日本北海道的荒山野岭中回来时，已经不太会说话，每个字都像沉重的石块一样从他口里往外吐。爷爷从日本回来时，村里举行了盛大的典礼，连县长都来参加了。那时候我两岁。我记得在村头的白果树下，一字儿排开八张八仙桌，每张桌子上摆着一坛酒，十几个大白碗。县长搬起坛子，倒出一碗酒，双手捧给爷爷。县长说：“老英雄，敬您一碗酒，您给全县人民带来了光荣！”爷爷笨拙地站起来，灰白的眼珠子转动着，说：“喔——喔——枪——枪”我看到爷爷把那碗酒放到唇边，他的多皱的脖子梗着，喉结上一上一下地滑动，酒很少进口，多半顺着下巴，哗哗啦啦地流到了他的胸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