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一个月之后，姚蓬子才逐渐留在家里，而且找我说话了。他对我诉说，他的确是对共产党灰心了。他告诉我他是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的。他把写有接头地点的纸条吃下肚了，没有供出一个同志。还说过去他很早就同潘汉年（潘汉年领导他的工作）约好万一他被捕，他就假自首。他一直是这样准备着的。后来，解到南京监狱，他看见有一些比他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先后自首；特别是他看到李竹声，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那个留守上海在临时中央主持善后工作的人，在被捕后，竟能把几十万元党的经费交给国民党自首，为自己留下一条活命，他就产生一种思想，如果需要牺牲，首先应该是李竹声。这些人都贪生怕死，那他为什么要死呢？……他还说了一些其他人的情形。他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我的感情已逐渐平复，不管他话中有多少真真假假，我全不相信，我根本听不进去，我看透了他，我们是两路人，我同他不再是朋友，更不是同志、战友，是陌生人，我感到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尽管我不免为此难过，但我却已把对他的同情、怜惜，一个同志的热情，一点不剩地全收回了。我冷静地思考，现在国民党安排他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是有所图谋的。国民党当然企图利用他来软化我，对我劝降，至少可以监视我，把我的言行，一举一动都告诉国民党。国民党以为他仍会是我的好朋友，认为他对此刻的我将产生很大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妄想我逐渐可以发生变化，变得与姚蓬子一样投靠他们，变为安分守己、老老实实、驯驯服服地在南京生活下去。但是我也萌生一种想法，既然他已经不是我的战友，他是在为敌人做事，我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他，借助他来欺骗国民党呢？这种想法和作法，我当时并不是一下懂得的，多少也受了冯达的一点影响。我十分痛苦，但却逐渐习惯有这样的看法、想法，并逐渐尝试着以此来对待姚蓬子。我本来是一个涉世不深，不太懂人情世故的简单的人，但现在处在如此艰难复杂的社会里，为了应付环境，要斗争生存，要战胜敌人，迫使我不得不也变得复杂起来，变得稍稍聪明一点。对姚蓬子是这样，对原是我的丈夫的冯达，何尝不也是这样呢。
自然，我一直没有因为我，而要蓬子或冯达再干什么对党和革命有损的坏事。直到一九三六年我秘密离开南京时，我仍然希望他们不要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得太远，我希望他们珍视自己的余生，努力争取将来能有回头是岸，立功赎罪的机会与可能。
十六、冯达的打算
冯达同我的一次谈话，我永远记得。这大概是在我一生中最痛苦的良心上的斗争。在搬到明瓦廊新居后的几天，一个晚上，他很慎重地对我说：“丁玲！我不应该瞒你，我一定要告诉你，离开曹家的那天晚上，我到他屋里去了一趟，他谈到了我们搬家的事。他说以后每月给一百元生活费，让我们独立住家；但这不是说你完全自由了。你既然不自由，你就无法自己谋生，他们应该给你生活费，这我不能拒绝。不然，你在南京城里，怎样生活？没有犯人坐牢还得自付饭费的。至于我，情况同你不一样。我已经走错了一步，什么话我也不想说了，说了也无用。总之，现在我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你想回去，而且可以回去，但是我却回不去了。我回去的路没有了，没有任何希望了，这只怪我自己。我曾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国民党眼中，我不值钱，他们瞧不起我！有我无我对他们无足轻重。我现在又有病，按一般情况，如果我能找到一个铺保，或者我老家来人，具个结，我是可以被释放回家的。这也有先例。不过现在国民党不会这样做，这是因为有你，他们不能放你；他们也不能像对你那样对待我。那晚，那个姓曹的说，要我到一个翻译机关去翻译一点资料，算是为我安插工作，安排生活。这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差使，也不会有什么秘密，月薪是六十元。他还说这个机关人员不多，大都是一些懂外文的共产党员（自然是自首过的）；我不得不答应了。丁玲！我希望你懂得我，我也是为了你，我没有办法可以保护你，但我总想帮助你一点什么。你是要回去的，我就帮助你实现这个惟一的愿望吧。我在他们面前表示迁就，他们就会容易相信，以为我还可以牵制你。你就应该利用这样的条件。他们把蓬子弄来同我们住在一块，我看也有这个意思。他们以为过去你同姚蓬子是好朋友，据说你被绑架后，社会上一度传说你已死难，蓬子还写过纪念你的文章，很可能夸大了同你的友情，谬称知己，不管别人怎么说，都是死无对证。现在，你也要利用这层关系，你平常为人太单纯，太直率。但最近我不得不想，我们的处境，你的愿望，都应该仔细考虑。”我一时被他的这些话吓住了，冯达竟要去国民党一个机关做什么翻译，这怎么可以呢？他这不是越陷越深吗？如果他去国民党机关上工支薪，我一定得同他分开。过去一同监禁，我曾几次要求分开过。他分辩得那样诚恳，又说忏悔，又说帮助，我还有些相信，或者说是半信半疑。但他现在居然说要去作事，那不是也成了国民党御用的走狗么！我怎么还能同他关在一起？但现在我再提出分开，国民党仍是不会理睬的。因此，我生他的气，我骂他，但都没有用。过去，他也许是受了骗，上了当，以为可以混过去，所以讲出了我们家的住址，还可以说是一时的错误，酿成了大罪。但这次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事后才对我说，可见他主意已经下定了。他总叹说他是没有希望再回去的，我以为这有一部分也是受了国民党特务的欺骗宣传，他总以为党绝对不会饶恕他了，而且一定会采取非常手段来制裁他。但这又从哪里说起呢？我只说道：“我不同意你去。你既然知道你第一步错了，就不能再错。是一个人嘛，不能做好事，也不要做坏事，你的前途，只有不去那里当什么翻译。你如果真回去的话，我以为不会像你想的那么恐怖可怕。万一老家不收你，你倒霉了，也比在国民党这里好。你怎么不做更长远的考虑呢？而且，你去那里当翻译，不管你翻译什么，不管你做得多少，你总是进了人家的门，为人家做事，你不只绝了自己回去的路，而且叫我怎么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