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达曾是我的爱人，但近几个月来，我都把他当仇人似的看待。现在，我被隔离在这阴森的高山上，寒冷不只冻硬了我日用的毛巾、手绢、杯里的茶水，也麻木了我的心灵。我实在需要一点热，哪怕一点点。一点点热就可以使我冻得发僵的脚暖和过来，一点点热，也可以把我冻得死去的心暖活过来。这时我根本没有什么爱、什么喜悦，我整个身心都快僵了，如果人世间还有一点点热，就让它把我暖过来吧。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到底也还是一个人，总还留有那么一点点人的自然而然有的求生的欲望。我在我的小宇宙里，一个冰冷的全无生机的小宇宙里，不得不用麻木了的、冻僵了的心，缓解了我对冯达的仇恨。在这山上，除了他还有什么人呢？而他这时只表现出对他自己的悔恨，对我的怜悯、同情。我只能责备我的心肠的确还不够硬，我居然能容忍我以前的丈夫，是应该恨之入骨的人所伸过来的手。谁知就由于我这一时的软弱，麻木，当时、以后竟长时期遭受某些人的指责与辱骂，因为我终于怀了一个孩子。我没有权利把她杀死在肚子里，我更不愿把这个女孩留给冯达，或者随便扔给什么人，或者丢到孤儿院、育婴堂。我要挽救这条小生命，要千方百计让她和所有的儿童一样，正常地生活和获得美丽光明的前途，我愿为她承担不应承担的所有罪责，一定要把她带在身边，和我一起回到革命队伍里。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良心。哪里知道后来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这竟成了一条“罪状”，永远烙在我的身上，永远得不到原谅，永远被指责。甚至有时还要加罪于这个无辜的女孩身上，让她从小到大，在心上始终划上一道刀口，好像她应该低人一等，她应该忍受一些人对她的冷眼和歧视。我有时不得不长叹“这人世实在太残酷了，怎么四处都像那个寒冷的冻僵人的冰冷的莫干山的世界呢？”自然，我这样说也许是过分了的。当一九四〇年、一九四四年在延安，我对陈云同志、任弼时同志、周恩来同志先后陈述这段历史时，他们是谅解的。恩来同志还说，你要帮助那些不熟悉白区情形的同志了解情况，你们原来是夫妻；那时实际情形也是“身不由己”嘛。而一些经历过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在我们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们对此是容易理解的。他们都曾为此黯然良久。他们说：“这是很难怪你的。”因此在我的心上永久嵌着这些同志的名字。
那一对和我们一同上山，派来监视我们的夫妇当然看得出我一天比一天憔悴、颓唐、沉默，而更可能是他们也熬不过这严寒的日子。山上雪下得很大，那些挺拔直立的竹子都被压倒，横躺在地上。菜蔬也一天一天困难，那吃过苏联黑面包的家伙原来有肺病，以为监护我上莫干山他自己可以捞到疗养的机会，谁知时令不对，他天天唠唠叨叨，说咳嗽加剧了。这以后有一天，他宣布第二天启程回南京。果然一切都准备停当，人伕轿子，护送人员……在一片耀眼的雪光中，这个行列一步一步踩着一尺多深的积雪走下山去。
是快过阳历年的时候了，我摆脱了那著名的避暑胜地。
十三、该让母亲来南京吗？
山上下雪，山下也下雪，而且还下雨。漫天雨雪霏霏，满地潮湿泥泞。我又冷又倦，缩在轿子里，蜷在车子里，任它颠颠簸簸，任它天昏地暗；我以为我生病了，以为我快死了。过了一天一夜，我被送回到南京城里的一户人家，一户普通的住宅。介绍我认识房主人时，说是姓曹，称曹先生，高高个儿，像一个买卖人，很稳重的样子。他客气地对我说：“委屈你暂时在我这里住几天，房浅屋窄，照顾不周，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一声，我太太会替你办。”我这才看见在他身后还站着一个微微有点发胖的中年女人。他接下去又说道：“这院子里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坐坐玩玩，只是不好出大门。嘿嘿，这我们有责任，我们担不起。这条巷子很小，巷口日夜有人，要出去是很难的。”我心里明白了，这里仍旧是监禁，只不过稍稍换了一点形式。这时，押送我们回来的那伙人好像已经把物件都移交给屋主人似的就走了。这一对曹姓夫妇便把我们引进一间房子，一间新的牢房。
这间睡房是这家院宅倒厅的侧屋。通厅子的门从外边锁上了，进进出出得走厢房。厢房没有住人，就成了过道。厢房有一个门通正房。正房大概是主人夫妇住的。门上挂着门帘，我从来没有窥探过。也许这个门从那边锁着的，根本也走不过去。厢房外是天井，上边一小块天。天井前边是倒厅，走过倒厅是屏门，再走过屏门就该是大门了。在平常这是多么使人自得的地方。天井后边是堂屋，堂屋后边的后院，大约都是南方老式屋子的式样，后房啰、厨房啰、下房啰、后天井啰，这都在我的视线以外，我也无心去走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