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保洁班组的班长是在换了微信头像后，其他人才知道原来他当过兵。
头像是一张青春的脸庞，穿着军装，戴着正中央贴有五角星的帽子。
“班长”其实是一个虚职，并不掌握实际权力。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给这栋楼里的二十四部电梯签到，每个小时签一次。
我是在一个周末帮母亲打扫完卫生，在一楼打卡机旁边等着母亲打完卡下班时，遇到班长的。他排在母亲前面。
班长看到了我，母亲对他笑了笑，告诉他：“这是我女儿。”
班长也笑笑，对我说：“你妈妈跟我们说过，说她跟你住在一起。”
打卡结束，我们一起走出大门，到了马路边。班长停下来，跟我聊了他的故事。
班长今年六十四岁，2021年10月4日加入现在这家环境公司做保洁，比我母亲早入职三天。他干了没多久，就因为沉着稳定的性格及良好的心理素质被安排当班长，每个月工资3500块。
在来这栋写字楼之前，班长在另一座大厦里当了十年的夜班保安，从晚上7点上到第二天早晨8点。这份工作是他从原单位内退之后，政府安排的，每个月除了保安的基本工资，还有800块的政府补贴。
做到2018年，他六十岁了。按规定，大厦的物业不能再聘用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于是班长正式退休了，每个月可以拿五六千的退休金。
“保洁员们都说你当过兵？”
班长笑了，拿出手机给我看他的微信头像。
班长只念过小学，之后就在老家湖北枣阳务农。当兵是在二十岁，那是1978年1月，体检、政审通过后就正式入伍。一开始在荆门，1981年到锦州，在石油化工六厂。
1983年秋天，班长所在的团跟着大部队南下深圳。 他作为一名基建工程兵，专门负责深圳的城市管网建设，他的工种是钳工，主要工作是拧螺丝。就这样，班长成为深圳改革开放城市建设中的一员。
在一份《深圳经济特区四十年大事记》报道里，这么描述1983年的深圳：9月，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到深圳，参与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他们用青春和汗水开出一条条马路，筑起一栋栋高楼，创造了三天建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那一年，班长二十五岁，正值青春年华。
他是两万分之一。
他记得刚来深圳的时候，落脚在福田区竹子林。天天刮台风，住在一个山包上的简易房里，周边全是水稻田，毛花花的。有时候泡面都没得吃，只能找当地老百姓买一点，或者买从香港走私过来的食品。此后几十年时间里，结婚、生孩子，1991年才把孩子接到深圳，并分到房子，定居下来。他的工作一直是跟深圳的城市建设打交道。
班长参与了众多城市建设工程中的室内中央空调安装工作——深圳图书馆、深圳音乐厅、金威啤酒厂、深圳电视台大楼，等等。
2007年，班长被原单位买断工龄，内退做保安，每个月拿固定退休工资，当年说好的股份因为原公司经营不善也没有了。
“按道理你可以不用出来做保洁呀！”
班长摇摇头说，都是为了儿子一家。
他的儿子在给老板做司机，儿媳的工作在幼儿园。 一家人的希望都放在孙子孙女身上。
班长告诉我，孙子孙女上幼儿园、上补习班的钱，都是他从退休工资和保洁工资里出。儿子和儿媳的工资负责家庭日常开销，老伴负责做饭、买菜及家务活。一家六口住在原来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在深圳几十年，班长只有这一套房。
班长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但他们都留在了湖北。弟弟在襄阳卖菜，收入不错，一个月能挣1万多。
两个妹妹嫁到了枣阳，生活也还过得去。上次一大家子在深圳见面，还是儿子结婚的时候。
有一次，母亲问班长：“你’老了’怎么办？”在母亲口中，“老了”便是”去世”的意思，她是在询问班长落叶归根的去处。班长回：“我老家都没房子了，都塌了，也没有人情往来。老了？老了再说。”
班长已经在深圳生活了三十九年，从身份和心理上，都已是一个深圳人。
自从2021年10月来这栋写字楼做保洁以来，三百天里，班长没有休过一天假。除了中间有一次因为疫情，所有活动都停止了，他带着被褥住在地下车库，被动休息了一天。
班长居住的地方是一片十分老旧的小区。小区里有一个四川来的阿姨，补鞋手艺很好，我常常带着穿坏的鞋子找她修。每次经过那片小区，相异于周边高档楼盘的氛围，总是一下子摄住我的心。每栋楼下方的石桌上都有打纸牌或下象棋的老人，以男性居多，声音洪亮。 坐着的人身边还围着一圈看热闹的人。
我跟班长聊起自己看到的场景，班长说，那些人都是他的战友。他们早在十几年前就退休了，生活只剩下了闲暇，每天的日常就是玩拖拉机、斗地主、打麻将……团里的战友们也都落在深圳，分散各处。大家境况遭遇不同，慢慢日常生活中就很难经常联络了。但每年八一建军节，战友们还是要见一次的。
又一个周末，我再次在保洁员们位于写字楼地下二层的休息室里遇见班长。
负二层是地下停车场。保洁员的休息室在停车场的最里侧，一片长条状的区域被隔成了三个房间。经理常常待在里间，中间放清洁工具和杂物，保洁员们待在外面一间。
进门处是一个长方形的冷藏柜，里面放的是保洁员带来的餐食——大部分保洁员并不是像我母亲一样住在写字楼附近，可以中午回家做饭。靠近冷藏柜附近的柜子上有一台可以接热水的饮水机，并排还有两台微波炉，供保洁员们热饭用。房间中央是一张长两米左右的白桌子，相向各放一排椅子。每天早上和中午，保洁员们先到这张长桌子处碰面，然后再一起去室外集合开会。桌子上摆的最多的是保洁员们带来的各种颜色的保温杯，母亲的是银白色。
因为是地下停车场改造而成的房间，保洁员休息室的顶部并排安装着三根巨大的排风管，占满天花板，发出轰轰轰的噪音，一秒都不停。两侧的墙上则贴满了需要保洁员遵守的各项规则，还有两只黑色的摇头风扇。 有一个空调，常年处于关闭状态。
距离1点半开会还有十几分钟。
母亲让我坐在班长旁边的椅子上。他剃了头发，恍惚间我有些认不出来。他把手机递给我，让我看相册里他保存的孙子孙女的视频。他说，那是他的希望，他坚信他们会念大学，过上更好的生活，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此投资。
1点半到了。经理从里间走出来，开始召集保洁员开会。
保洁员们排成两队。经理面向保洁员，站在队伍的正前方。班长站在经理旁边，垂着手。
一个每天都会重复的开场——
经理对保洁员们大声说：“下午好！”
保洁员们回：“很好！非常好！”说完竖起了大拇指。
有时候保洁员们喊的声音小了，经理会调侃他们说，你们没吃饭吗？要求保洁员们重喊一遍。
经理安排完下午各自要干的活儿，保洁员们就散会，各忙各的。
班长下午的工作仍旧是给大楼里的24部电梯每小时签一次到，附带检查其他保洁员的卫生工作，遇到不干净的地方及时通知纠正。
我本来以为，班长的活儿应该很轻松，毕竟只是签个到而已。但事实不是如此。
每一个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每天都需要用到电梯。 疫情之后，每天在电梯开门处的侧面都会有一张签到表，它的全称一般是《XXXX大楼保洁防疫电梯轿厢消毒记录表》。
这张表是需要保洁员来签的。母亲所在的这栋写字楼，需要一小时给电梯消一次毒、签一次到。周日的写字楼没什么人，我决定先陪班长走一次签到流程，再去给母亲帮忙。
班长工作要用到的所有工具都放在一个有盖的竹编篮子里，里面有消毒水、湿纸巾、干毛巾和黑色垃圾袋。因着班长有门禁卡，我得以窥见这栋高档写字楼的电梯内部（母亲和其他保洁员平时都走货梯，他们没有门禁卡）。与我平常见到的电梯最不一样的是，每一个轿厢里面都有一个古朴的实木方凳，上面放着酒精免水洗手液和一包纸巾。
“真不愧是高档写字楼。”我对班长感叹。
每到一部电梯签到，班长要先把篮子放在自动门中间卡着，让电梯多停一会儿，一旦卡的时间过长，电梯就发出警报声。签完一圈下来，我们花了四十分钟，一小时已用去三分之二，紧接着，他又要开始签下一个小时的字。才2点40分，班长的微信步数已经显示超过一万七千。
这样的工作，我体验了一圈就感觉很是重复。班长一天要往返十几趟，不能停。
“签这个脑子还得清楚，不然就乱了，唉，眼睛都花了……”
班长告诉我，有时候，他也会一次性把几个小时的到都签了，但前提是不能让甲方督管投诉，投诉了就倒霉。一个小时消一次毒其实很难做到。周末还好，工作日写字楼人来人往，不断消杀会影响电梯运行效率。有时候碰上大检查，保洁员们实在没办法，就在喷雾器里临时装水，先应付过去。
我们重新回到大堂的时候，眨眼间，班长弯腰捡了个东西，放进了挎在手上的竹篮里。我贴近去看，发现是一根白色的线头。他告诉我，判断地板干不干净的小诀窍：要对着光投射过来的方向，侧着去看，这样大理石上的灰尘、脚印就看得一清二楚。
班长的工作还包括分配物资。每天早上，负责打扫卫生间的保洁员需要从班长手上领取一天的纸巾和消毒液等。有时候，班长还需要帮副经理干一些很细碎的杂活，比如做登记表格。班长很少拒绝。“官大一级压死人。”他说。
我告别班长，去楼上找母亲。
班长在保洁员中口碑不错。
可能母亲这一辈对当过兵的人有天然亲近感，但更重要的是，班长不找保洁员的麻烦，脾气好，很少主动发表意见，也不让人感到高人一等。
一次，他去母亲所在的楼层检查，发现楼梯上有脚印，他招招手让母亲记得打扫。
母亲跟班长说：“我们都是打工的，不要彼此为难。”班长点点头，表示同意。
那天，我问班长，你怎么看自己在保洁班组里面的角色？
班长嘿嘿一笑：“我就是个小不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