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快过去了。天空呈克莱因蓝，云彩像棉花糖，一会儿变成海豚，一会儿变成花朵，一会儿消散了，一会又聚起来。太阳晒在皮肤上不疼了。
8月25日，星期四。天气预报说台风”马鞍”即将登陆深圳。
这天，我被安排去上海出差。下午5点的飞机，这意味着我上午可以在家办公。
父亲这天也被安排在家休息。
母亲6点多就出门去一街之隔的写字楼打扫卫生了。
8点多，我被父亲接电话的声音吵醒，语气很焦急。 我匆忙起床，从父亲手里接过电话。是母亲的经理用母亲的手机打来的，说母亲突然肚子痛，需要赶快去医院。
我问母亲在哪儿，她说在工作间。我让她待着别动，和父亲去找她。我带上了她的身份证和雨伞。马路上，雨尚未下起来，只是风很大。母亲在写字楼工作一年来，除了偶尔腿不舒服，很少喊疼。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我的脑子里闪过了很多可能性：食物中毒？ 胃溃疡？我想立马奔到她身边。我跑到大堂门口，扫场所码，坐货梯上到她工作的楼层。在工作间没有看到她，折返，下楼，再打电话，跑出一身汗。母亲说她在路边。
她挎着帆布包，用手捂着肚子。
“妈妈，你怎么了？”
我和父亲奔向她，将她扶住。
“7点多干活的时候还好好的，突然就疼了。”
“哪里痛？”
“肚子拐角这里，一阵一阵。”
“你是不是没吃早饭饿的？”
“吃了面包的。刚刚经理也让我喝水吃东西，吃完就吐了。”
“赶快去医院吧！我来打车。”
母亲坚持要先回家把工作服换了，换上日常的衣服。我和父亲扶着她回去。到家后，我用开水冲了一碗鸡蛋粥，但母亲喝不下去。
我帮母亲去换衣服。
此时，我的父亲，居然拿出一个碗，盛满清水，试图在碗里将一双筷子立起来。
“爸爸！快出门！”
那双筷子并没有立起来。
父亲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很小的时候我肚子痛，父亲也这么做过。在陕南农村，传说如果筷子能立起来，就是被逝去的亲人在天堂说坏话了，祷告祷告，就不痛了。
但此时，我真的感到很无语。
我们下楼，出租车开到半路，母亲说她好一些了，要返回家休息，不去医院了。我坚持要去。到了医院门口，她又退缩，自我欺骗，对我说，我的身体我知道。
无论如何，这次她是不会赢过我。
扫码，测核酸，排队，挂号，抽血，验尿，做CT。测核酸的时候，棉签深深捅进母亲的喉咙，她在垃圾桶边呕吐了很久。不适感让她咳出了眼泪，满脸通红。快中午的时候，同在深圳的弟弟也请假过来了。
很快，我们拿到了检查结果。让母亲痛到出汗的是尿道里的小结石。医生建议先输液，吃药保守治疗，告诉母亲要多运动，争取把结石尿出来，不用做手术是最好的。我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不过想到，医生让她多跳跳，尿出来的可能性更大，而她的腿是无法使劲跳的，心又提起来了。
把母亲交给弟弟，我返回家中拿行李赶飞机。好在台风天并没有影响飞机正常起飞，我如期到达了上海。
因为尿结石，母亲休息了三天，经理一直催她去上班。母亲把在医院的检查凭证发给经理，经理没再说话了。
我的母亲，对医院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因为那里是”花钱不眨眼”的地方。我不敢告诉她这次进医院的花费，但她还是在一堆单据中看到了，并表现出震惊。 “半个月白干了！”
母亲的腿疾之所以至今还是隐患，与她对医院不信任有极大关系。
第一次腿痛发生时，县城医生给母亲开了400多块钱的药。他建议母亲住院，母亲拒绝了，说自己还要挣钱，有很多活儿要干。药很灵，母亲喝了两天就明显缓解了，她觉得腿好了。第二次腿疾发作于她徒步十几里去参加亲戚的满月酒之后。当晚，她用烧酒加艾草敷腿。一敷，第二早上母亲就站不起来了。到镇上，医生说得去大医院作核磁共振。膝盖全乌了，肿得像石头。 去大医院一检查，膝盖积水了。医生抽了两针管黄色积液出来。随后，在我的强力劝说下，她来到西安检查。 左腿被确诊为滑膜炎。此后几年间，她无数次进医院做康复，忍受银针扎在腿上的疼痛，体重从154斤降到124斤。虽然花了不少钱，最终还是医院让她的腿不再那么受折磨。
在深圳，她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可以报销的项目。 她总想着有病要回老家县城医院治，那里可以报销。
有一次我发现她状态很低迷，一直咳嗽。买了感冒药吃了并不见好转。连着两天，她拒绝了我帮她请假休息的提议。第三天下班，晚上9点多，她用方言跟经理请假。“经理啊，给你添麻烦了，我咳嗽得没用了，上气不接下气，浑身百节都痛。”在家待了一天，吃了药没有好转，她再次用同样的话请假。经理都准了。
她坚持认为，感冒了不能沾凉水，不能洗澡。户外的温度有37摄氏度，两天没洗澡让她的身体散发出汗味。我说，医生从来没有说过感冒不能洗澡，并且水是热的。她不为所动。我放弃了沟通。母亲就是这样，她认定的事情很难被说服改变。
她躺在沙发上，很痛苦的样子。我觉得她洗个澡，好好休息一下可能会舒服点，但她不会听我的。我们之间看似很近，但隔着跟银河一样的距离。
母亲的经理们很可能非常了解她这种想要多赚钱的心理。每次母亲想休息的时候，经理都会跟她诉苦：“找不到人替代”“别人都没休息你为什么休息” “你看你还这么年轻，多做一天多赚一点二母亲往往心软，休假就变得不了了之。回到家中，她给我的一贯说辞就是：经理不给假。这像是一场合谋。
母亲在做保洁的三年里很少请假，这是其中一次。
对于母亲，她更在意的是，每去一次医院都意味着她那天的工钱”凭空消失”。她希望自己健康，并且常
常安慰自己，“我的身体我知道，看了也没用二在我看来，这样的安慰背后，何尝不是恐惧。她更怕的是去一趟医院检查出一身毛病。因此只能自我欺骗，祈祷上天能够眷顾自己。
母亲刚来深圳的时候，我带她去北大深圳医院运动科看她左腿膝盖的顽疾。生拉硬拽带到医院，在年轻的医生面前，母亲用方言一句句陈述自己身上的病痛，陈述自己左腿的疼痛过往，她说一句，我们给医生翻译一句。我心里惊讶于母亲对疾病的描述能力，她向医生诉苦说，在左腿上花的人民币都能做条”钱”裤子了；也惊讶于在我们面前哪儿哪儿都不痛的母亲，在医生面前，每按一处身体部位，她都说很痛。
医生建议她多休息，常做下蹲和扩胸运动。她无法坚持，把医生的建议抛诸脑后，只有在我们表达强烈反对时，才象征性地休息。
我决定给父母做一次全身体检，在2022年国庆假期结束前一天带他们去。
一开始，他们推托不去。当我告诉他们，这是我所在公司的福利时，他们才同意去。
这是父母第一次在大医院里做全身体检。体检在早上9点，医院通知让8点半到。从家到医院，打车十分钟就可以到。
他们头天晚上谨遵嘱咐，晚上10点之后，不进食、不喝水。
第二早上，我起床去洗手间时，发现母亲已坐在客厅门口，一副完全准备好的样子。我告诉她，为了防止人多，我们8点出门就好，让她接着睡个回笼觉。但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听，我继续回房睡觉了。
出门的时候，母亲也没有听从我让她穿丁恤和运动鞋的建议，坚持穿了在她看来很凉快的宽松衬衫，以及她从老家带来的自己亲手做的千层底黑面布鞋。她认为这样才舒服，并不理会她可能是医院里唯一一个穿布鞋去体检的人。
“没有人会朝你脚上看你穿的什么鞋，舒服就行。”
母亲惊叹于深圳医院里的干净与流程化。在我的引导下，她乖乖排队，抽血、称体重、做心电图、做脑CT。做CT的时候，母亲发现她起了个大早，但耳朵上的耳环却没有摘。她有点焦虑，手忙脚乱的，在我的协助下才终于搞定。
做完体检后，我带父母去莲花山公园散步。深圳短暂的秋天来了，虽然阳光还是明晃晃的，但已经不炽热了。人的心也跟着阳光明亮了起来。公园里正在为深圳每年11月底的筋杜鹃花展做准备。
半个月后，体检结果邮寄到家。报告显示，母亲除了尿道有炎症外，也有冠心病风险。
此外，母亲的子宫里有一个躺了28年的节育环。
节育环两侧带着小巧钩状的阴影，深嵌进肌肉组织，与子宫内壁粘连。这是计划生育留下的产物。我的母亲怀了六次孕，只留下了两个孩子。两次自然流产，失去的是两个女孩，两次被迫引产，被引掉的是两个男孩。
面对我们姐弟俩都远在深圳的现实，母亲不止一次带着懊悔的口气跟我说，如果我多几个兄弟姐妹，他们就不至于没有孩子留在身边，不至于想回老家回不去。
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面对来自她催生的焦虑，我都会想到她体内的节育环。我想，或许是因为她曾经失去了四个孩子，所以才希望我和弟弟无论多难，都一定要有自己的孩子。
春天的时候，母亲喝了我们买给她的”驴胶补血颗粒”，断了半年的月经，突然来了一次，此后便彻底没了。被母亲称为”祸害”的月经，曾经无数次让她感到羞耻，在月经的前两天总是让她痛得直不起腰，让她不方便在工地上做工，耽误她挣钱。现在身体里的河流干涸了，母亲既感到轻松，也有些伤感。我说，妈妈，你彻底摆脱性别束缚，像你说的，跟个男人一样了。母亲嘿嘿笑。
母亲手机里她最年轻的一张照片是十年前我帮她拍的。她穿着蓝色上衣，站在老屋门口操场边的樱桃树下，左腿还很健康。照片上的母亲与我记忆中像男人一样的母亲很不一样，像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虽然留着短发，但不凌乱，没有一根白发。她的身体很敦实，很强壮，她从未化过妆，皮肤看起来白皙饱满，没有皱纹，眉毛修长，带着微微的笑意，眼神意味深长，甚至有些优雅。
十年后，五十四岁的母亲体重比照片上轻了十多斤，身高仿佛也缩短了。她留了长发，并用染发剂染黑，绽放笑容的时候，眼尾的皱纹荡漾开来，像是要跑到头发里去。她的背有些微驼，像个老太太一样自然地背起双手，边走边东看看、西瞅瞅。
母亲常在其他老年人身上看到自己身体的衰老。
在经过广场上一群跳舞的大爷大妈之后，她跟我说，五十多岁这个年纪，就像她年轻时在农村见到的上了年龄的柴油机，往往越是要磨面的时候，越是容易打不上火，“扑通扑通”冒黑烟。这时候，通常的做法就是用打火机点着玉米芯，再去油箱给柴油机点火——“扑通扑通扑通……”终于开始运转。她感慨，现在人生就是到了需要这一把火的时候。要一次次点火，才能运转下去。
父亲则在这次体检中查出了轻度脑萎缩。
他们都老了。我第一次深切意识到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