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春天快过完了。
4月23日。吃完中午饭的时候，母亲说，她的同事翠竹阿姨被开除了。翠竹阿姨五十九岁，四川人，被老乡带来深圳做保洁有二十年了。
被开除的理由是，她把电饭锅插头插在了她所打扫的一家公司门口的插板上，刚好被来看房的客户撞见。 客户反馈给物业，物业在群里通知管理保洁员的大经理，大经理很生气。
这是发生在22号中午的事情。
12点23分，大经理在群里通知他的副手经理：“查一下是谁，如果是我们的人，追责，谢谢！还不如把老板的办公室当饭堂呢！”后面跟着愤怒的表情包。
母亲把手机递给我，让我看群聊记录。我用调侃的语气问她：“你在公司的时候不说话？为什么回家后如此愤怒？”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辩解：“他没有说我，所以我才没有管。”
我问：“那你是不是有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母亲没有正面回答。她说：“大经理做事太’绝’了，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不跟他正面打交道。”
当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大经理来到母亲工作的楼层检查，卫生间的马桶边沿有一点点烟灰，他拍了照片发到群里。“那时候已经6点多了，我都下班了，我理都没理他，也没在群里回他。”这是母亲表达愤怒的一种方式。
下班的时候，按照惯例，副经理要开一天的总结会，会场就在地下车库。本来都要散会了，大经理坐了顺风车来，专门为了批评翠竹阿姨。“直接开除，这是’死人’做的事。”大经理在会上大骂。
“奶奶气’瞎’了，当时没作声。奶奶哭得一抽一抽的，没吭一声。”母亲把同事中间比她大的老人都称呼为奶奶。
“那你们有规章制度说不准在中午时间热饭吗？”
“强调了，好几次开会都说了。”
“开除可能是违法的，即使开除，也不能这么骂人啊。”在道义上，我站在母亲一边。
那天下班回家后，母亲蒸了馍，做了土豆片汤。 吃完饭，就一直坐在沙发上等我。也许当天晚上，她就想跟我倾诉一下。但那天是周五，我和丈夫跟朋友们约了聚餐，结束后还逛了夜市，回家的时候已经快12 点了。
“我从8点开始等，等到9点44分，就上床睡觉了。”
“你怎么不发信息问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你们两个都没回来，肯定是一起，我不担心。
“12点多的时候，我醒了，发现家里的灯是亮着的，你们开门我都不知道。”
“那你等我们的时候想了什么没有？”
“什么都没想。”
“你也没看电视？”
“没有，不想看，啥都没想。”
几秒过后，母亲说，她其实想了很多。
“我想打工的奶奶，经理说话那么气人，奶奶为什么泪流满面却不说话。依我的脾气，我当场就要跟他吵起来，我娘都没这么骂过我，轮得到你这么骂人。你大经理可要永远在这里当大经理。恶人还要恶人磨，离了我们这些保洁你还就真过不了光景。
“我没有当面说，我还得待在那儿干活。他要说了我，我肯定反抗，我们所有人都走，看你们管事的能做成什么样。你说我们找不到工作，成千上万的人离了你们照样找到工作。
“要有一个厉害的人治治他，他会善一点。谁给他下的命令，让他可以说罚钱就罚钱？我们劳动人民是光荣的，我们刷马桶挣的是光荣的钱。气气他！把他气得好好的！真的！”
但这些话，母亲一句也没有当着大经理的面说出来。
那些因为不平等而激起的愤怒情绪，需要隐藏和否认，不能当场爆发，母亲不得不忍着满腔怒火。回到家中，母亲一股脑儿吐给了我们。否则，她要憋坏了。
23号上午，翠竹阿姨离开之前，在工作群里连发了五条语音。大意是说，她谁也不怪，走就走，但受不了这种侮辱人的方式。又不是杀人放火，不应该被如此对待。
母亲说：“我本来想在群里点几个大赞，说得好，说得好。想想还是要不得，我还在这儿干活。要不然，我肯定点几个大拇指，说得好，我看你在这里当一辈子官不成。”
我问：“大经理为什么这么容易动怒呢？”
“上面也有人找他的麻烦，大经理说他来这边一定要把这里管好。但他在工人面前那么有官样，却是住在车库里，没有办公桌，也没有电脑。春季人员充足，他威风大，今天说让这个滚蛋，明天说让那个滚蛋。”
最近大经理的发泄矛头指向一位姓圆的保洁员。
圆大伯”七十二岁”，被老乡从四川带到深圳打工，目前负责写字楼外围的清洁。他的实际年龄是六十二岁，早年托人改了身份证上的年龄，人情费前后花了 1万块，才把新身份证办好。
经理一开会表达警告时，就当着所有清洁工的面说，首先要开除的就是年龄最大的。圆大伯心里惶惶然，只能做一天工赚一天钱。他没有结过婚，是个光棍。他的生活与他那寓意着美好愿景的本名形成了巨大反差。
“你看，你妈妈打工也是有情绪劳动的。”丈夫插嘴。
一家人都笑了。
母亲感叹：“你在哪里打工都是一样的，做一天工有一天钱。没有十全十美的。有时候，把人气得要死，大岗位、小岗位一样多钱，有些人啥也干不了还得表扬，活儿多的还挨骂。”
但后来，我却从母亲那里得知，这位身高一米八、身材魁梧、看着像当官的、脾气暴躁、被工人称作”土豹子”的大经理，曾经对工人说，自己在外面欠债很多。前几年，他的老婆病了，借了亲戚不少钱。这位经理的微信头像是一家三口的自拍照，他的老婆看起来文静秀气，温温柔柔的样子。
我安慰母亲，你姑且就将他对工人的残酷理解为他对生活不如意的发泄。他本能选择了挥刀向更弱的弱者，生活将他变成了一个”恶人”。
被开除的翠竹阿姨在离职前发的语音，没几个人回复。大经理也没说话，母亲将此理解为经理不敢回复，我提醒她”他更多是不屑于回复”。
“你应该加一下阿姨的微信，私下给她支持。”丈夫建议，母亲表示认可。
“如果他要是这么对我，我一定把他好好说一顿再走，不然这口气怎么能出。我的岗位没有被额外关照，有些人岗位小，年龄也大，他们讨好经理。
“奶奶语音里说得我心里很痛快，就应该这么说说经理。”
翠竹阿姨被开除，当月的工资还扣了 100块。
我曾经碰到过这位翠竹阿姨。
一个周六，我去帮母亲打扫厕所卫生，下楼的时候，在电梯口碰到了她。她叫住我，说自己的手机出了问题，下滑的时候看不到流量和无线网络信号使用的标志。那是一个运行很缓慢的手机，我尝试了很久，也没能帮她解决问题，她又急着要去干活，就放弃了。
母亲说：“还是在政府大楼的时候轻松。那个姓胡的经理挺好，经理也挺好。胡经理从来不说脏话，一直对我们这些保洁说，你们岗位大，你们辛苦了，争取明年给我们加工资。实在做得不好了，有时候还给工人们说好话，不会说让你滚，经理也基本不投诉工人。衣服、工牌都是免费的。这边工衣60块一件，工牌20块一个。
“即使是在商场里，也不用像现在这样天天开会。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让人滚蛋，洗手间里什么都不让放，有一点水渍就要拍照投诉，你前面搞完后面就有人要上厕所，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水。工人捡一点纸皮卖、打卡迟到，都要罚钱投诉，在会上不允许任何人插嘴，别人都是错的，一说就是’闭嘴！ ’。
“在商场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站在银灰色的大垃圾桶旁边，商场的物业督管一只手打电话，另一只手拿个白色的手机。我看到他对着我’咔嚓’一下，我并没有害怕，我没有违反任何规定，我没有喝水，也没有坐在那里，只是他看到我的时候，我站在垃圾桶旁边。 我不怕他投诉。”
母亲的倾诉如滔滔江水。但当我要她实在受不了就离职时，她拒绝了。她说服自己的理由是，这些活儿可比她年轻时在农村务农，中年时在矿山、工地打工轻松多了。
“那后来你被督管投诉了吗？”我问。
“没有，他没待多久就离开了商场了。”
母亲在决定离开政府大楼之前，一直重复一句话：“我再也找不到那么好的工作了……”想到当初我再三催促母亲回老家照顾姑姑，现在想来，心里有一些内疚。当时我没有站在母亲的角度去考虑，只觉得她和父亲怎么能迟迟不动身，而忽略了一份”轻松”的工作在他们心里有多么重要，更忽略了他们再找到一份相同工作的难度。
“那我再去找找原来在政府大楼的经理？哪怕给他送点礼？”
母亲拒绝了。
她现在工作的写字楼，算上加班，一个月最多可以拿到3500元左右的工资。政府大楼周末和节假日没有加班需求，工资固定在2800元左右。因此，现在虽然辛苦点，但也赚得多一些。
我再次私下问了政府大楼的经理，他说，2022年政府大楼换了供应商，他也已经离开，去别的环境公司上班了。
母亲常常在写字楼的电梯间遇到一位保安，通过对方的口音，她判断这个年轻人应该是陕西人。闲聊之后，她了解到对方老家在蓝田。
差不多十年前，母亲曾经和父亲一起去蓝田打工。 在他们的印象中，那里的人很穷，穷到本地没有压面机，吃面条要去村头富裕人家专门压。压完拿回来在院子里晾干，一顿吃一点。稍微富裕些的几家人，都是用柿子制作食用醋卖钱。
父母那年的主要工作是去山上栽树。老板用个人承包的方式，谁栽得多就挣得多。栽一棵树4毛钱，父亲早出晚归，两个月挣了1万多块，栽了3万多棵树。母亲在那里负责做饭，五十多个工人，她一个厨师。他们租住在当地人的房子里，一个老奶奶常来找我母亲聊天。 两个月的工期结束，离别之际，老奶奶送给母亲一双手套，跟她说要保护好自己的双手。
后来母亲再次在电梯间碰到那位年轻保安时，他已经不记得她了。母亲反复提示，我们是老乡啊，年轻人还是想不起。
妈妈，我提醒她，这里是深圳，每个人最终都要相忘于江湖。
母亲也常遇到另一个年轻的保安，只有十八岁，长得很清秀漂亮。母亲打心底觉得这么整天站着拿几千块钱工资，对一个正处于成长期的年轻人来说很是人生上的浪费。
有一天，母亲跟年轻的保安说：“帅哥，你可不能一直当保安，过两年，你去学个手艺。”年轻人笑笑，不说话。
翠竹阿姨离开后，母亲不知她的去向，也没能加上她的微信（或许是手机问题）。但一段时间后，母亲遇到了她，她在附近的小区里找到了清扫楼梯道的活儿。
第三章 高级写字楼 “我又没长翅膀会飞”
深圳盛夏炎热的天气，令一切都在腐败。高高耸立的写字楼在浓烈的阳光下晒焦，泛白，显现出疲软的姿势，仿佛要化掉。
暴雨快来了。
写字楼里的马桶都是日本品牌，马力很足，冲水很利索。
即便如此，卫生间地漏散发出令母亲五脏六腑都翻腾的味道。
一位保洁阿姨果然被投诉。
租户跟物业告状：“厕所有尿骚味！”
味道是从地漏里渗上来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已经很是干净，但实际上打扫厕所的阿姨也闻到了。
阿姨承认事实，但心里不服气。她没有可以去除异味的清洁剂。最近，环境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清洁剂的种类少了很多。洗厕所只靠一瓶漂白水。
副经理在微信工作群里发了投诉的截图。
阿姨争辩：“不给清洁剂，绿水（应该是氯水，阿姨不认识，就叫绿水）都不让保洁员用，就只给了一点漂白水。”
物业经理和环境公司经理有一个专门的对接群，保洁员不在里面。一旦有投诉，物业经理先把照片或截图发到双方经理都在的群里，管理保洁员的经理再把投诉截图转到保洁员所在的大群。微信群的出现，让保洁员的工作变得更加即时性，且要求效率。母亲手机里的消息提示音总是响个不停，这也导致母亲的工作令人更加异化和工具化。母亲无法接受我将她的微信在手机锁屏时设置为静音状态，即使在下班时间，母亲也总忍不住去反复查看微信群消息。有时候，深夜11点还能听到她的微信叮叮响。
虽然这个错误不是母亲的问题，但她实在看不下去了，在群里连发了几条语音。
“拿什么香？得有东西才能香。
“你说楼下商场的洗手间是香的，也不看看别人用的什么材料。
“那里还配有香薰蜡烛，你这给了什么？”
在写字楼打扫卫生一年，母亲渐渐成了一个很勇敢的人。每次面对投诉，她总能守住自己的立场和节奏。
有一次，她在群里被副经理点名，又是有人投诉洗手间的台面上有水。那时，母亲正在更高的楼层打扫另一个洗手间。
母亲看到群里的图片，没有忍住。她最讨厌别人不停地催促她。她发了语音过去，条理清晰。
“我看到了。台面有水她拍让她拍，那是她的工作。
“我还在上面，要一层层地做，我又没长翅膀，能马上飞下去。
“赶快去做得有一个过程，我要用腿走路，我又不是孙悟空会变分身，一飞就能飞下去。”
母亲不喜欢有人对她指手画脚。在母亲看来，保洁班组的副经理，虽然能干，但挡不住事儿，分不清轻重缓急。上面一投诉，她怕得要命，马上就截图转到保洁员的大群里。
“作为领导，有些事能揽就应该揽了。有些事情，明明是甲方物业的问题，怎么能全部推到乙方和保洁员身上。比如纸巾太差，清洁剂太少，作为经理就应该向上反映。
“给她权力她不用，跟我们村原来那个村支书一样。 总是怕这个怕那个，让别人把你当下饭菜。你要抓住甲方的漏洞和问题。”
但副经理是一个听不得意见的人。每次开会，只要保洁员一插话，她就让人闭嘴。有时还骂很难听的话：“你这个聋子！ 一脚给你踹死。”
她也让母亲闭嘴。
“我们都长嘴了不让我们说话？我们长嘴了不让我们说话是什么道理？”母亲不明白。
这些意见母亲只跟我说了，并没有机会对她的经理说。副经理每天忙着应付各种检查和投诉，也累得够呛。她的胸前总是汗津津的，有着大块的汗渍。
检查卫生的督管虽然经常拍照投诉保洁员这儿干得不好、那儿干得不好，但碰上有租户在楼梯道抽烟却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次，母亲看到督管迎面碰上几个在楼道抽烟的人，督管什么也没说，等他们抽完，拿着扫帚去把烟灰扫了。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态度，与他们所处的位置是紧密相关的。屁股经常决定了脑袋。
副经理在开会的时候要求保洁员们每次见到她，必须说”经理好”。母亲很少说，她要么打个笑脸，要么点点头，这就表示说过”经理好” 了。
面对投诉，母亲的态度是——做不成就不做了。
经理说，我又没罚你钱。
“你凭啥罚我钱，我一没捡纸皮，二没犯错误。
“你上午罚我钱，我下午就不做了。”
有些阿姨性格弱，也确实需要一份工作，被罚钱了还留在那里干。
有一位阿姨，一个人负责六个楼层的卫生，还经常被批评，常常哭得眼睛红肿，要离职，又拿不到离职书。但是，有的保洁员却被安排到没有人办公的空楼层看房子，一天也不用干什么，工资照拿。母亲觉得很不公平。
副经理想让人额外做事的时候，嘴巴就变得很甜，又是管保洁员叫家人们，又是叫姐。
有的人围着副经理转，但母亲绕着走。她觉得，只要把自己岗位做好，什么都不说，对方就拿你没办法。
面对不在她工作范畴的要求，母亲总是态度冷淡。
“待会儿再说”是她的口头禅。
有一次，开完会，副经理拍拍母亲的肩膀：
“姐，你把十三楼再带着。”
十三楼公司多、人多，难打扫程度在保洁员中是出了名的。并且多打扫一层楼并不会多一分钱工资。
“我一个人顾三层楼，这么大个岗位我还带十三楼？做不了，你去找岗位小的人做。”母亲把副经理的要求挡了回去。
“要是我哪天被开除了，我要把心里话说完了再走”。原来，母亲是抱着时刻准备辞职的心态在工作。
她虽擅于隐忍，但从来不是一个擅于讨好别人的人，且受不了被不公平对待。在她几十年的打工生涯里，有好几次都是跟管事的闹翻后愤而离职。现在年龄大了，脾气还柔和了一点。
“妈妈，你好像在哪里打工，都会跟人吵架。”我跟她开玩笑。
母亲外出打工第一次跟人吵架，也是跟”垃圾”有关。
那是2013年下半年，母亲四十五岁，很健康。她的腿还没开始疼痛。我和弟弟在念大学，她和父亲供养了两个大学生，她感到充满希望和干劲。
一个乡民给母亲在县城附近介绍了一个垃圾分类的活儿，管吃管住。那时候，我家在县城没有住处。姑姑家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安家。母亲坐班车进城，头天晚上住在姑姑家。
第二天一早，母亲去找介绍人。他把母亲带到了十公里之外的废品处理厂。母亲和同伴们要做的工作是从已经捡来的塑料里挑油瓶，大的和大的，小的和小的，厚的和厚的，薄的和薄的，各归一类整理。这些塑料瓶被机械碎成粉末，清洗，装袋，拉走，再制作成新瓶子。
母亲被安排专门挑大瓶子，干到上午10点时，她已经装了十几车。紧接着，她又收到通知，马上要去另一个地方干别的活儿。
她停下来，站着休息了一会。这一站，就被管事的班长看到了。
班长指着母亲的眼睛说，不要偷懒！
他的动作和说话的语气刺激到了母亲。
“我就站了一会儿，你凭啥这么说我？”
母亲用激烈的言语骂回去，对方也被母亲的人身攻击激怒了，两人闹到了老板那里。
老板好言相劝，让两人彼此放对方一马。但母亲坚决要走。她连中饭都没吃，就收拾东西离开了。
“不能让这样的人给我管着。”母亲甚至连工钱都没要。那时，干一天活儿的工钱是60块，半天30块。
在保洁职场，尽管母亲显得如此”强硬”，但这份强硬是十分脆弱的，建立在她十分”小心翼翼”的基础上。
在高级写字楼，母亲别在右胸口第二粒扣子上方写有”保洁员”三个字的名牌编号是：0364。母亲每天都要佩戴名牌。入职的时候，经理明确告知过，若是没有佩戴会被点名批评，若是将名牌丢了，就要罚款30块，重新去领一个新的。我去购物APP上以”保洁员工牌” 为关键词去搜索，跟母亲所佩戴的名牌样式相同的，定价大多在3至5元。
有一天，开完晨会拍集体合照的时候，母亲被副经理发现没有佩戴”保洁员”名牌。头一天晚上她洗了外套，把名牌摘下来放在桌上，第二天上班忘了拿。副经理让母亲站到队伍后面去，免得被甲方发现。“只要没发现都好说。”保洁员们怀着这样的侥幸心态面对不遵守规则时的小失误。
为了让自己不那么热，母亲尽量待在有空调的卫生间里，但人们进进出出，她也不能待得太久。空调的冷气和热风在楼梯道交汇，黏稠的质感令母亲眩晕。有时候她很困，就坐在楼梯道的台阶上打一会儿瞌睡，但不能睡得太沉，总是在迷迷糊糊中惊醒，起来干活。她很担心被督管”捉”住。有一次，一个保洁阿姨坐在空置办公室里遗留的真皮白沙发上，把头靠在沙发边沿，似睡未睡。这一幕正好被巡逻的督管撞见，拍了照，被投诉，照片从甲方微信群流转到保洁员微信群，阿姨被一顿批评。“她运气太差了，被捉住了，罚了200块钱。”以前，母亲还有在空置办公室偷一会儿懒的念头，现在完全打消了。“那里在人眼睛皮下，太容易被捉到。”
母亲的工服外套是灰色的，入职写字楼的时候，花120块买了两件。衣服不是很合身，XL的，外套把她的屁股都包住了。“穿得够够的，一天也不想穿了。”但无论天气多热，母亲还是得穿这件她从来没有看上过眼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