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
那时我还意识不到发生了什么，只是本能地逃生，街上站满了人，有的人只穿了背心短裤就跑了出来。震感很强烈，最厉害的那半分钟里，连站都站不住，我清楚地看到街对面高高的洲际酒店幅度很大地左右摇晃。大家惶然不知所措，人们相互询问猜测着，来得及带走手机的人都在拨着号码，但是谁也打不出去。
老作家很焦急，不停地给安县老家拨电话，人类的科技和文明却如此地不堪一击，没有任何通信信号，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在灾难面前，最先失去的却是我们平日里最为仰仗的。我们恢复最原始的状态，能依赖的只是身旁与我们一样的人们。
老作家说连通信都中断，说明地震一定非常厉害，我心里也着了慌，北京离四川这么远，应该没事，但又特别担心，想赶紧联系家人。而之前与秦川的各种纠结和小情绪在灾难面前也烟消云散，我只是想，要是电话通了，一定要打给他，要听到他的声音。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我的手机短暂来了信号，但信息拥堵，周围的人全都在打电话，一时怎么也拨不出去，还是我妈抢先打了进来。她带着哭腔，显然已经急坏了，我之前还没觉得怎么样，但静下来越想越害怕。她说是汶川地震，很严重，七点几级，北京都有震感，奶奶家那边平房里的人都站到街上来了。她问我这边怎么样，我说重庆还好，她让我收拾好东西，一定注意安全，要尽快通知社里情况，但不用等单位同意，赶紧回来，她给我买机票。就在我们互相安抚着的时候，秦川的电话打了进来，我跟我妈匆忙道别，转到他的来电，一接起来，就听见他大声地喊我的名字。
“谢乔！谢乔！”
“秦川！秦川！”
我们呼唤着彼此，以印证对方在这世界上存在。
“有没有事？”
“没事……”
“别害怕。”
“嗯。”
“等着我。”
“什么？”
“等着我，我去找你！”
信号断了，我们的对话停留在一句古老的承诺上。
我不知世间多少男女曾经这样许诺过，又有多少人等到了对方，多少人两散天涯。我想起我和秦川的所有过往，我们前后脚来到这个世界，好像这从最初就注定了我们永远前后脚地在追在找在等。小时候，我在我们的小院里等他在窗根下面喊“乔乔！出来玩！”；上中学，他在我们学校门口等着我一起放学回家；念大学，我在北京他在加拿大，我等他回国；毕业了，他说等到我们30岁，没人要我他就来娶我。我们就这样一直小心翼翼地互相等着，不敢走得太近，又不愿走得太远，保持安全的距离，然后肆意让友情越来越贪婪。
也许本来我们会这样等一辈子，然而直到“5·12”那天我才发现，人生是那么脆弱，根本不够强大到容纳那些自以为是的秘密和等待。汶川死了很多人，就那么半分钟的工夫，很多曾经和希冀就一股脑地消失了。人们口耳相传的那些数字，都曾是鲜活的，都曾是有故事的，都曾与这世界紧密相连却又即刻无影无踪。如果我没有来到重庆，我在安县，可能我就是那些数字里的一个，关于我的一切，我的成长，我的亲人和朋友，我的没说出口的隐忍的爱情，就都会变成冰冷的阿拉伯数字1。
真可怕啊。
房间有余震，我放在桌角的一瓶倒立的矿泉水微微晃着，而每一次的颤动都让我的等待更加安定和沉静。我从来没以这样的心情去等待过秦川，我觉得这是命运替我做的一次抉择。我想等他来的时候就告诉他，我等他好久好久了，等得终于不想再只是等了，等得忍不住抛开所有忧虑和困惑，等得想立即告诉他，我是那么那么爱他。
我庆幸自己还活着，还有机会让他知道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