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鸽子声的院子静悄悄的，小船哥早出晚归的脚步声却愈加清晰起来。
我问过小船哥，他到底去了哪里，可他只是笑了笑，没回答我。晚上睡觉时我偷偷地想，没准小船哥是拥有神秘力量的战士，和秦川这种坏小子不一样，他可以变身，会用长剑，穿着金色铠甲，是能降伏怪兽的圣斗士。他有要保护的公主，而那个公主没准就是我。做着这样的美梦，我真是睡觉都会笑出声来，院子里的大黄猫看不下去，总在我的屋顶上逮耗子，不把我吵醒不罢休。
那天放学，眼见小船哥拐向胡同另一头，我又在幻想自己是雅典娜了。正当我把小船哥代入处女座沙加的模样时，秦川用排路队的路旗一棍子打到我头上，这是他的老招数，我转身就用“让”字路牌回击，他跳开一步，神秘兮兮地说：“我知道小船哥去哪儿了！你来不来看？”
我顿住，连忙乖巧地使劲点头，如果我有尾巴，肯定会欢快地摇晃起来。
“一袋粘牙糖，两块金币巧克力！”秦川丝毫不被我的谄媚迷惑，马上开始提条件。
“行！”我咬牙切齿地答应。
我守着秦川，眼睁睁地看他吃完一袋粘牙糖，两块巧克力。他格外可恶，吃得慢条斯理，嬉笑着看我在一旁坐立不安，表演够了才小声在我耳边说：“小船哥去吴大小姐家了。”
“不可能！”我尖叫，一把揪住他，“骗子！还我粘牙糖！还我巧克力！”
秦川仰起头，“不信现在就去看！”
“走就走！见不着小船哥，你等着瞧！”
说秦川骗人，是因为谁都知道，我们这儿的小孩是不可能去吴大小姐家的。
按理说，我们都应该管吴大小姐叫奶奶，她年纪和将军爷爷差不多大，是位老太太。可是，我们胡同里的人背地里都叫她吴大小姐，几代人下来，就这么称呼惯了。
吴大小姐家里很有来头，她爷爷是天津著名的盐商，当年家财万贯，在北平天津两地都赫赫有名。她爸爸是家里的老四，常年在北平打理家族生意，我们胡同里的这处宅子，就是他在北平的府邸。不过据说在天津他是有大房太太的，这里只是外宅。吴大小姐的妈妈原是在长安戏院里唱戏的青衣，被吴四爷纳入门后，只生养了这一位小姐，虽然比不得天津本家的小姐们富贵，但也是从小被百般疼爱的。
当年的吴大小姐风姿绰约，既有大家闺秀的教养，端庄温婉，又念了新式的教会学校，懂洋文有见地，就像是夜光杯中的美酒，即便深藏在巷子里，也闻香诱人。
彼时将军爷爷是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手下的少将参谋长，与吴家素有往来。有人说他是在吴四爷的宴席上遇见了吴大小姐。也有人说是他的车在胡同里，剐上了载吴大小姐放学的黄包车。还有新鲜的，说吴大小姐爱听戏，将军爷爷请了程砚秋来唱堂会，生生把吴大小姐从深宅大院里给唱了出来。不管怎么个说法，反正这两个人相遇了。一位是戎马仗剑的翩翩少年，一位是百媚动人的卿卿佳人，就如那唱本戏词里的故事，一见钟情，二见倾心，便暗许了终身。
那时正是解放战争末期，天津吃紧，吴四爷说要回家看看，临走嘱咐爱妾万事小心，那边安顿好就接她们母女俩一起走，可他这一去便再没回来。将军爷爷作为守城的将士自是飞脱不了。城在他在，她在他在。吴大小姐定了心思，她哪儿都不去，只跟着他，在有他的地方。
而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天津、北平相继解放，将军爷爷作为战犯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进入新社会，一切大不相同，有人劝吴大小姐不如趁着年轻找个工农兵子弟赶紧嫁了，可她却死拧。既然在月亮下面立誓说好了要等那个人，那么五年是等，十年也是等；年轻要等，年老也要等。
女人大概天生擅长等，可流光最易把人抛，转眼竟是十几年。公私合营了，原先家里的店面都变成了花花绿绿的股票；“大跃进”了，家里的铜壶锡器都捐了出去；三年自然灾害，饿急了扶着老母亲去朝阳门外挖野菜根吃。吴大小姐日日数着，挨过春夏秋冬，秦城监狱的释放名单上终于有了将军爷爷的名字。
被放出来那天，将军爷爷一早就到了吴大小姐家门口。那时的她已不再是月白衫蓝布裙的女学生，也不再是穿着溜肩绲边旗袍的大小姐，而是穿了一身灰绿色的工装，可将军爷爷见了她却激动得不能自持，七尺男儿竟当众哭出了声。
后来我想，那段时间大概是吴大小姐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她等来她的良人，她绣了大红的被面，她等着携那人的手去中国照相馆拍张照片，盖上大红的喜字，然后在这小胡同里过尽平安喜乐的日子。
可是只差一点点却还是来不及，“文化大革命”来了，她的婚事没了。
先出事的是将军爷爷，他很快被打倒了，胸前挂着“反动军官”的牌子被人按到灯花小学的操场台子上没日没夜地批斗。那时吴大小姐根本见不到将军爷爷，她先还四处奔走，打听人什么时候能放出来，却不知紧跟着她自己也将陷入泥沼。
那是人人兽变的年代，专有人揭疮疤，说吴家老太太是青楼戏子，是旧社会余孽，又抓住吴家大地主、大资本家的身世一通穷追猛打。吴大小姐家的四合院很快被人占了，只把她们赶到西面一间小屋里住。那些红卫兵只要想起来，就到家里来揪人，吴老太太一把年纪，被斗了三天，一口气没上来就过去了，吴大小姐悲愤交加。可这还不算完，刚匆匆忙办完她妈妈的后事，她与将军爷爷的情事又被人摆上了台面。
两家早都被抄了家，几封仅存未烧的书信被翻出来，逼着两人念。涉及家国的，都被说成是一心等着蒋介石来反攻大陆；涉及私情的，都被说成是不堪的男盗女娼。
烈日下，将军爷爷被剃了阴阳头，吴大小姐脖子上绑了一圈破鞋，两人弯腰站着，细数对方“罪行”。起初两人都说些不咸不淡的话，可那些人并不放过他们，硬逼着让他们撂狠话，划界限。
“他说过，就算这仗打不赢，共产党也坐不稳天下！”
“她说过，北京待不下去了，要和我一起潜逃去台湾！”
“他开过枪，打伤过革命群众！”
“她爸爸卷了人民的钱，跑到台湾去孝敬蒋介石！”
“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忠心耿耿，贼心不死！”
“她不是在等我，不是想嫁我，她是怀念过去，还想当欺压老百姓的娇小姐！”
……
两人话越说越绝，就像诅咒似的在天空中打下一个个响雷。那天终是下了一场大雨，革命小将们听高兴了，满足了，放过了他们。雨中只剩下没有魂魄的将军爷爷和吴大小姐，雨越下越大，情分却越来越少，两个人都灰透了心。
后来将军爷爷被遣送改造，吴大小姐被调去干工厂里最累最苦的活。等两人分别被平反时，已经又过了十来年。统战部要给将军爷爷安排住处，将军爷爷就选了我们这条胡同。有人说看见过夜半时分，将军爷爷站在吴大小姐窗根前。可是吴大小姐再没同他讲过话，虽然住着相隔不过几百米，但他们俩老死不相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