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兴甫是个武痴，四处云游，想跟高手对决。在他老年之时，打听到广西有个和尚，外号“勒菩萨”，拳法无敌，两人相约在吴地某个寺庙较里。勒菩萨和梁兴甫跳到一个高约数丈的施食台上，周围无数围观者。两个人打得难解难分，最后梁兴甫技高一筹，用脚踏伤了和尚的胸腔，但和尚重伤前的反击，也打中了梁兴甫。两日之后，梁兴甫因内伤太重而死，三日之后，和尚也死了。
周德文亦有其人，只是不见诸正史，只在徽州文书里留下了一点点行迹。
朱棣建起北京城后，从南方强行迁移一批富户过来。永乐元年八月，绩溪县的一户周姓人家被认定为富户，户主周世杰被迫北上。永乐七年，朝延再一次抽调江南两千户人徙北。这时周世杰己去世，周家的麻烦却未免除，最后只得让周世杰的第三个儿子周德文应役。
这一次迁徙，是“连当房家小，赴部听拨应用施行”，等于周德文全家老小都搬过来了，基本上断绝了回乡的可能。这些富户被安排在宛平、大兴两县，充任厢长，负责催办钱粮、勾摄公事，同时还要支援新京城的建设。
周德文的具体工作，是协助朝廷采买、押运各种材料。根据《梁安城西周氏宗谱》的记载：“（周德文）东走浙，西走蜀，南走湘、闽，舟车无暇日，积贮无余留，一惟京师空虚、百职四民不得其所是忧，劳费不计。凡五六过门，妻挚不逞顾。“这份工作极为辛苦。周德文因为太过劳碌，最终感染寒疾，病死于宛平县德胜关。
这些小人物不会出现在正史之中。好在周德文是徽州府出身，而徽州人喜欢做记录，这才把他的行迹留存下来。哦，对了，周德文之所以如此劳累，很有可能与阮安有莫大的关系。
阮安，字阿留，是交趾人。永乐年间，张辅平定安南之后，发现这个孩子长得秀气，头脑也不错，便把他带回京城，留做宦官。
没想到阮安这个人，是个工科奇才，很快就把兴趣转移到营建上来。他的天赋高到什么程度呢？连图纸都不用看，只要实地用肉眼勘测一下，尺寸方位就都算出来了。工部官员只要按照他给的数据，直接执行，绝不会出错。
在修建北京城以及疏浚漕河的一些大工程中，阮安都有所参与。史料记载“自永乐中已遣太监阮安营北京城池、宫殿、诸司府解，工部特奉行而已”，给阮安的权限大得惊人。不过阮安那会几年纪还小，未受重用。到了正统年间，他终于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
当时的北京城，还不是后世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格局。在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节点，北京只有紫禁城、皇城与外城，正阳门以南的广大区域（今所谓南城）还没包括进来。要一直到嘉靖年间，才将这个区域全部囊括进城区范围。而且外城城墙多为夯土结构，九门之上也缺少城楼、瓮城和箭楼。
正统皇帝雄心勃勃，打算对北京城进行一次大规模扩建，包括把城墙用砖头包砌、开挖太液池南海、建起九门城楼，还有更重要的，要在九门设置九道水闸，疏浚通济河以解决京城水灾问题。
本来这项工程该是工部侍郎蔡信主持，蔡信苦着脸说必须征调十万民夫，以及相当的材料费，否则这事办不了。正统皇帝又找来阮安，阮安说一万人够了，材料费一分不用花。
他直接征调了一万多京营士兵，没有惊扰民间，而且使用的材料，还是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在库房里寄存的材料，无须额外从外地征调运输。在阮安天才般的统筹之下，这一系列大工程多快好省地完成了。
此后他被连续委以重任，包括三大殿的重建、诸部公解的重建、漕河疏浚、河流治理等等，简直就是大明朝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甚至到了晚年，他还被派去治理张秋河，并死在了工地现场。
时人对阮安的评价极高：“清介善谋，尤长于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门、两宫、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杨村驿诸河，凡语诸役，一受成算而已。后为治张秋河道卒。”更难得的是，阮安只对工程本身有兴趣，对钱财毫无兴趣。皇帝给他的赏赐，他都还回去了。在阮安死后，行李里连十两银子都没有，作为多个工程的经手人，如此廉洁，实属罕见。
《孤树衷谈》里还记录了关于他的一则小八卦：宣德临死之际，有个叫阮安留的宦官随侍在身边，他说皇帝崩时“肤肌燥裂犹焙鱼，以烈剂”。这个“阮安留”即是“阮阿留”，正是阮安的小名，说明在宣德一朝，他与皇帝是颇为亲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