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军书此时，乃有神助。及醒后，它日更书数十百本，终无祓禊所书。右军亦自珍爱此书，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禅师，永付弟子辨才。太宗求之不得，乃遣监察御史萧翼以计取之。太宗殁，殉葬昭陵。乃唐未温韬盗发昭陵，其所藏书皆出，剔取装轴金玉而弃之。于是魏晋以来诸贤墨迹，遂复流落人间，然独《兰亭》亡矣……（《兰亭记》）
当然，事情的发展还流传着另一个版本：
在李世民去世后，唐高宗李治并没满足父亲的愿望，将《兰亭序》陪葬昭陵，而是私自留了下来，最后带进自己与武则天的乾陵（唯一没被破坏的唐帝王陵）。
这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在中唐时，收藏之风大盛，当时对《兰亭序》的下落已有议论。收藏家工部侍郎张惟素就曾与宰相段文昌专门谈过这件事。北宋时亦有此说法，称《兰亭序》真迹在陪葬前一刻，被临摹本替换掉。
若上面的推论是真的，那么在幽暗的乾陵中蛰伏的《兰亭序》，还有望重现人间。
不过，也有人认为，《兰亭序》本身就是一部伪作。换句话说，王羲之从没写过这样一篇文章，自然也就没创作过这样一幅书法。率先提出质疑的是酷爱《兰亭序》书法的南宋词人姜夔，按他的记载，“靖康中，有得《兰亭》真迹者，诣阙献之。半途而京城破，后不知所在。”接着，他又发问，“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惟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说的是，南北朝梁武帝萧衍收藏了众多王羲之的作品，却唯独没有《兰亭序》，可见当时并不存在这一作品。
清代学者李文田在分析“定武本”《兰亭序》（得到《兰亭序》后，李世民命欧阳询临摹，后刻石。至五代十国，石刻被契丹人掠去，君主耶律德光率军北还，过河北定州，病死于军中。该石刻也被弃于附近的杀虎林，到北宋年间被重新发现。定州即今河北省正定县，北宋时，这里设有定武军，故得名）时认为：“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
李文田认为，东晋人的书法字体仍是汉魏隶书，不可能是《兰亭序》上洒脱的行书。而《兰亭序》上的字体，恰恰又吻合唐朝人的书法特点。所以他表示，《兰亭序》由唐人所写的可能性极大。
到了当代，郭沫若作为考古学家和书法家，结合南京出土的东晋石刻，力顶李文田的观点，但却遭到激烈质疑。质疑者认为，东晋时，汉魏风格的隶书只用于石刻，而平时手书则已是行书，不能因为发现了几块带有汉魏隶书风格的东晋石刻，就认为王羲之写的应该是隶书；另一种质疑是，东晋士族不屑石刻，石刻上的书法多出自工匠之手，用它来跟士族艺术家的作品相提并论，本身就是荒诞的。
总之是够复杂的。我们还是看一下《兰亭序》文章本身吧：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酷吏时代
公元684年春，即位两个月的唐中宗李显，欲以自己的岳父韦元贞为宰相，引起当时的宰相裴炎的强烈反对。中宗皇帝大怒，说：“别说是宰相，我就是把天下给韦元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裴炎立即将这话转告给了武则天。不久，武则天就把她的儿子唐中宗废为庐陵王。
在这一事件中，武则天动用了一批大内卫士对皇宫进行戒严，但事成之后却并未赏赐这些人。
有一天，这批卫士当中的十多人去酒馆饮酒，有一人抱怨道：“早知今日无功赏，还不如继续拥戴庐陵王为帝。”说罢，大家继续喝酒，并没注意有一人悄悄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