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件事除了怀信外，在整个唐朝，只有刘隐之知道。
值得一提的是，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也记载了一则关于该塔的异象：“陈少游在扬州时，东市塔影忽倒……”这是唐代宗大历年间的事，难道预示了多年后怀信将该塔渡海转移的秘闻？
武宗死后，宣宗皇帝即位，恢复佛教，栖灵塔再一次屹立于人们面前：它是被人重新修建，还是被神奇的怀信渡海抱回的呢？
武宗灭佛的原因有几个。
首先当然与他的个人爱好有关。他是一个虔诚的道教爱好者，宠信道士赵归真，而后者一直以大力抨击佛教为己任。
其次，为的是解决唐朝的财政问题。因寺院僧人众多，又纳奴婢，田产更巨，却不纳税，致使政府的经济出现大缺口。
此外，还有一则传闻：武宗之所以灭佛毁寺，是为了搜捕他的叔叔光王李忱（后来即位的宣宗皇帝）。当时，武宗对这位在史上以大智若愚著称的叔叔心有顾虑，几欲谋害，在其逼迫下，李忱剃度为僧，隐藏于寺院中。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凶煞迷羊
在中国历史上，朝廷上的党争是经常出现的。其中，绵延时间最长也最为知名的是中晚唐时的“牛李党争”。
牛党领袖是大臣李宗闵，而非后人通常所说的《玄怪录》作者、宰相牛僧孺。李党领袖是李德裕。以前的说法是，牛党代表了新兴的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庶族阶层，李党代表了自东汉以来一直掌握大权的世家贵族（李德裕来自唐朝七大高门之一的赵郡李氏）。
我告诉你，这完全是胡说。因为牛党那边同样有很多具有世族高门背景的人，甚至在数量上不比李党这边少。至于有人认为“李德裕无党”，也是不靠谱的。
“牛李党争”起源于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一次科举考试。
在那次考试中，作为应考者的牛僧孺和李宗闵大论朝政，并对当朝的执政者提出批评。这时的宰相是李吉甫，也就是李德裕的父亲。这事搞得李吉甫很不舒服。更不舒服的是，主考官杨于陵等人认为牛僧孺、李宗闵的文章写得很好。
于是，李吉甫哭诉于宪宗面前，并指责主考官徇私舞弊。宪宗立马将杨于陵等人贬官，作为新科进士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也没被朝廷录用，而到外地做了地方幕僚。后来，有人认为李吉甫做得有点过了，便反诉于宪宗面前，于是没多久，李吉甫也被打发到南方为官了。
一切都还没有结束，这仅仅是个开始。
到十三年后，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又发生了一起科考案。
这一次，点燃导火索的是《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的父亲段文昌。文昌为朝廷重臣，平素喜欢古董字画，与其交好的杨某就送给段不少字画，为的是自己能金榜题名。当然，段文昌跟杨某平时也是有交情的。段文昌随后找到主考官礼部侍郎钱徽，递过去一个条子，叫他关照一下杨某。这时递条子的还有刚刚写出“锄禾日当午”的大臣李绅。
没想到，钱徽没买段文昌和李绅的账，最后录取了跟自己私交不错的大臣李宗闵的女婿、杨汝士的弟弟等人。而李、杨刚好是这次考试的副考官。
名单下来后，段文昌暴怒不已。
此时，他正要去蜀地做剑南西川节度使。走之前，他联合了李绅、元稹（皇帝喜欢的诗人兼翰林学士，与李宗闵有过节），以及刚刚步入仕途的李德裕（翰林学士），在皇帝那里告了一状。穆宗也很生气，下诏叫白居易等人复试新科进士。经重新考试，李宗闵的女婿等人全部被刷下。
段文昌带着儿子段成式心满意得地去四川上任了，但朝廷上从此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段文昌队伍中的青年李德裕，很快变成这一派的领袖。念念不忘元和三年事件的德裕，他一出手，就显示出打击政敌时的冷酷无情。事件发生后，李宗闵被贬到外地为官，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牛党得势时，尽驱李党到外地；李党得势时，又会把牛党成员全部扫出朝廷。
到唐文宗大和年间，两党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除白居易（牛党骨干的亲戚，被李德裕视为牛党外围人物，而终生不喜欢白居易）等少数几人外，中晚唐的几乎所有重臣和诗人都卷入了“牛李党争”。
前面说过，虽叫“牛李党争”，但实际上牛党的头号领袖不是牛僧孺，而是李宗闵，所以叫“二李党争”更为适合。关于“二李”的关系，唐人笔记《幽闲鼓吹》曾有一段记载，大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