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到底该如果定义隐士？
隐士当然不是隐居不仕的人，而是隐居不仕的士。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否则的话，游走山野的樵夫也算隐士了。澳大利亚汉学家文青云对于隐士有个说法：“对于任何隐逸而言，关键的要素是自由选择：不管一个隐士出于什么理由而出世，也不管他最终采取了一种什么生活方式，只有当他的行动是遵循某种道德选择，而不是迫于环境压力，他才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隐士。”
现在，当我们谈到隐逸的理想和传统时，总希望找到一个源头。在老子那里，还是在孔子那里？在老子的思想中，没有明确的隐逸说法。所以，我们只能留意孔子。而且，我们确实也发现：在他那里，隐逸作为一种理念开始被肯定，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儒家学说当然要讲积极入世，“内圣外王”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同时，孔子对隐逸之士又非常推崇，他对劝自己出仕的人这样回答：“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孔子建立了入世的儒家学说，但同时又有意无意地宣扬了隐逸的理想，“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孔子虽然提出了隐逸的概念，但真正把这个概念做大的，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而神奇的庄子。这个做过漆园吏的宋国人确实打开了中国士人心灵最辽阔的一道闸门。提起道家一般都将老庄并称，实际上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老子的哲学从小处讲是政治哲学，往大处讲是宇宙哲学；而庄子的哲学是人生哲学，完全针对个人。在庄子看来，自由与独立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他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逍遥游的境界。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庄子提倡隐逸，并非一定叫人回归山林。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与当权者保持距离。
在孔子以前，谈到隐逸这件事，很多人提到巢父和许由。据说，巢父被尧看中，欲将君位传给他。巢父觉得自己的耳朵被污染了，于是跑到水边去洗耳朵。这时候，有老父牵牛而过，说：“你听到此言觉得耳朵被污染了，但又为什么在这水中洗呢，把水也弄脏了，叫我的牛没法喝水。”这是故事最初的版本。后人把巢父的故事安到另一位贤德之士许由身上，巢父则饰演了牵牛老父的角色。无论故事主角是谁，他们都是拒绝天子之位的，所以是高洁之士的代表，被后人尊奉为隐士之祖。如果说巢父（或许由）的反应还算平和（顶多是洗了一下耳朵），那么务光和卞随就激烈得多了。汤伐暴桀前，找隐士卞随、务光商量，二士皆答“吾不知也”，后来汤有天下，欲把天子位让给二人，他们认为受到了玷污，最后投水而死。后面的伯夷、叔齐就比较熟悉了，因周灭商而不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以采集野菜为生，后听人说周有天下，即使是野菜也是周的，于是二人就饿死了。
春秋时代的隐士，有晋文公时的介子推，此人有恩于文公，但文公返国后，他不愿为官，隐于绵山。文公叫人放火烧山，为的是逼他出来，没想到却将他烧死。当然，还有一个版本，说他逃出了绵山，继续做了隐士，三十年后，有人于东海边见其卖扇。说到这里，有人会提到买卖做得更好的范蠡。他在协助越王勾践复国灭吴后，选择了激流勇退，在漫游和经商中度过了剩余的岁月，而且经商尤其成功，被认为是儒商之祖。严格地说，他不算一个纯正的隐士，但身上的隐退思想却值得注意。范蠡执政懂国，作战知兵，经商熟悉市场，其经营之道颇具原创性，作为一个人物，实在不简单。范蠡是进退有据的士人，这一点为后世树立了榜样。谈到这个人，很多人的观点是：既有儒家入世之心，又有道家出世之道。如果仔细品读，会发现，他还有杨朱“贵生”和“重己”的思想，对个人生命的保存与欢愉非常珍视。这一点对后来士人的隐逸观念是有影响的。
不过，庄子对卞随、务光、伯夷、叔齐那样的人是不屑的，他认为他们并没真正达到一种隐士的理想之境。因为对一个真正的隐士来说，并不存在一个为了政治立场而付出生命的理由。庄子的这个观点是可以接受的。战国时，除庄子这样纯正的隐士外，隐于山林的还有像鬼谷子这样纵横家和陈仲这种“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的高洁之士。后者出身齐国贵族，但心厌仕途而情系林野，居于石室，接饮甘泉，在当时影响很大。孟子在谈到他时，称他是“齐国之巨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