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蚨，似蝉而状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人将子归，其母亦飞来。不以近远，其母必知处。然后各致小钱于巾，埋东行阴墙下。三日开之，即以母血涂之如前。每市物，先用子即子归母，用母者即母归子，如此轮还，不知休息。若买金银珍宝，即钱不还。青蚨，一名鱼伯。这是传说中可以带来金钱、财运的飞虫。青蚨又称鱼伯，生子时必依草叶，其子如蚕子，假如人将其子弄走，其母必飞来寻找，不管离得多远，都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哪儿。利用其特性，可将铜钱包于巾布中，埋在墙角下，三日后取出，上面涂上青蚨母子的血，然后拿这钱去花，不久后它就会又飞回来，落在带有母青蚨血的铜钱旁；反之亦然。如此循环往复，钱也就永远也花不完了。因此，在古代青蚨被视为“钱神”。晋代有人叫徐景，曾在洛阳宣阳门外得一锦囊。“至家开视，有虫如蝉，五色，后两足各缀一五铢钱。”这说的就是青蚨吧。不过，这“钱神”也不是万能的，按古人的说法，若用其购买珍宝，它们就飞不回来了。
奇妙的植物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是刘禹锡的诗。在我们的印象中，盛唐之人爱雍容的牡丹，以其为百花之王。但实际上，牡丹进入唐人的视野，或者说被广泛种植，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事儿了。
牡丹虽原产于中国，但并不意味着有久远的种植历史。
隋时最权威的《种植法》就没有关于种植牡丹的记录。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年——741年），牡丹开始被皇家留意。按《酉阳杂俎》记载，开元末年，有官员裴士淹从幽州回长安，路过汾州众香寺，得到一棵白牡丹，后带回长安，种在府内。几年后，花高过米，成为长安一大风景，当时有诗：“长安年少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别有玉盘乘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开元时代，皇家虽已初重牡丹，但并没有形成规模。
按照段成式的说法，到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年——805年），牡丹已名贵起来：“卫公（宰相李德裕）言：‘蜀中石竹有碧花。’又言：‘贞元中牡丹已贵。柳浑善言：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今朝始得分明见，也共戎葵校几多。’成式又尝见卫公图中有冯绍正鸡图，当时已画牡丹矣。”
到宪宗元和时代，住长安开化坊的官员令狐楚爱牡丹，在家里种了不少，花枝繁盛艳丽，每天都吸引不少达官贵妇前来观赏。这时候，皇家也开始大规模在深宫种植牡丹。穆宗皇帝在位时，殿前种有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上每睹芳盛，叹曰：‘人间未有。’”
渐渐地，热爱牡丹的风潮刮起来了。
不但皇家种，官员种，平民种，而且驿站种，道观种，寺院种。慈恩寺有牡丹两丛，开花五六百朵，繁艳芬馥，无与伦比。一时间，到处飘浮着牡丹花香。李正封有诗：“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白居易又云：“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这是该花的成名小史。
当时最大的一株牡丹，出现在山西霍邑兴唐寺庭院中，宪宗元和年间开花达一千二百朵，花朵有正晕、倒晕，花色有浅红、浅紫、深紫、深黄、浅黄……长安兴善寺的牡丹，在当时也特别有名，“色绝佳”。
下面看一个关于牡丹的故事，跟韩愈以及他的远房侄子有关。
韩愈的侄子放纵不羁，好求仙问道，遍游名山，此日自江淮来长安游玩，待了几天后，被安排陪伴韩愈的子弟。由于这侄子性格狂率，韩愈的子弟皆为其凌辱。韩愈知道后，又安排他到寺院读书，没几天，寺僧又向韩愈告状，称其侄甚是无理。韩愈恼怒，把侄子叫来，质问：“街市上做小生意的，尚且有一技之长，你天天这样，到底想干什么呢？”
侄子笑而拜倒，说：“我自有技，只是叔叔不知。”
说罢，他指着庭院石阶边的一丛牡丹说：“叔叔想让它的花为青色、紫色、黄色、红色，无论什么颜色，我都有办法做到而满足您的心愿。”
当时已是初冬，韩愈自是不信。
侄子叫人取物件把牡丹花丛遮挡，不叫人窥视，随后单身入内，挖掘牡丹根部四周的土壤到椅子那么宽，随后在根部涂上东西。早晚两次，多天后把坑填上。该牡丹本开紫花，在韩侄的鼓捣下，及至开花，其色有白有红，五彩缤纷，每朵上有一联诗，字为紫色，其中一联正是韩愈的名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的句子：“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