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没想到，这一次不但是来真的，而且从上到下，军方主导，全民参与，把整个卡隆都拖进了血色深渊。
“我们被困在小学校里，通讯时断时续，一片混乱。哪怕联系上了上级，那头也人仰马翻，因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没有先例，都还在紧急会议、讨论、想办法，只会回复你说：等一等，有消息会告诉你们的，原地待命，不要擅作主张。”
她们只好一遍又一遍的安慰难民：
——你们在这里绝对安全。
——军队马上会来的，放心，局势马上会稳定。
难民们不敢睡觉，在操场上坐着，围着披毯，砍开学校里的桌、椅当木柴生火、做饭。
那一夜，操场上火光不灭，映着一张张惊怖的脸，很远的地方传来喇叭和音响声，那是属于杀戮者的狂欢。
这场景，终身难忘。
岑今倚在门框上，对边上轮岗休息的维和士兵说：“借根烟。”
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抽烟的。
又过了一天。
第三天的早上，远处传来隆隆的车声，所有人都屏住气息，有一个难民爬上旗杆，第一个看清车身的标志，大叫：“联合国！联合国的车队来啦！”
绝望之后的巨大惊喜，像最盛大的节日狂欢，操场上一下子翻沸，有人抹眼泪，有人冲上去和值勤的维和士兵抱在一起，或者拉着他们一起跳舞，更多的人推开挡住校门的车子，像迎接亲人一样冲向联合国的车队。
卫来低头，岑今的眼睛汪了水一样亮，然后缓缓闭上，像是不想他看到，他贴住她的脸，濡湿。
他轻声说：“救援来了，这不是好事吗，嗯？”
她也以为是好事。
但那股狂欢的气氛，在救援士官尴尬的眼神里，慢慢冻住了。
救援士官宣布了撤离的命令：撤离外籍公民、撤离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撤离维和士兵。
不能带走任何一个卡西人，胡卡人在街上设了无数路障，会登车检查，拽下任何一个企图蒙混逃离的卡西人。
岑今懵了。
问：“为什么啊？”
不止她一个人问，所有经历了这两天不眠不休的工作人员和维和士兵都在问，有士兵愤怒地摔了枪，有工作人员吼说，这种时候不能走啊。
岑今说：“很多难民在哭，有人下跪，抱着我的腿，让我救他们，我觉得他们很可怜，自己的国家不保护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外国人。”
那个救援士官吼：“这是命令！你们去大街上看看，美国人在撤侨、法国人在撤侨、西方人都在撤侨！今天早上，比利时维和部队已经先撤出去了！”
大家一下子不说话了。
维和任务一般是多国共同维和，但是所占的比重不同，比利时维和力量，是当时卡隆最大的一支，也是最具威慑力的。
他们居然已经撤走了。
异样的死寂之后，撤离开始了。
那些有撤离资格的人，一个接一个的上车，不敢抬头看难民的眼睛，嘴唇翕动了好久，只能说出“sorry”，上了车，有人把帘布拉起，好像这样就可以把车外这个即将成为地狱的地方给忘记。
卫来想不通：“为什么要撤呢？”
岑今也是后来才知道，胡卡人枪杀了八个比利时维和士兵。
“杀死维和士兵是很冒险的行为，可能带来两种结果，一是激怒西方国家，招致大量增兵报复；二是，震慑这些国家，让他们知道卡隆的局势已经失控，维和士兵也不安全。”
消息传到比利时国内，一时炸开了锅，媒体偏激的发问：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士兵死在异国他乡？大多数比利时人连卡隆在东在西都不知道！这已经是个错误的开始，还不纠正吗？
顶不住压力，比利时开了个头，美国、法国、以及所有其它的西方国家，都开始布置撤离了。
胡卡人很聪明，算准了这些西方人绝不会为了没有利益的地方牺牲士兵的性命。
“但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些情况，我觉得不能接受，做着人道主义工作的人，在这种时候离开，等于把难民丢给屠刀——连我都不能接受，你可以想象，我那些满腔热忱的同事们，那些真正心怀理想的人，是怎么样的反应。”
有几个人拒绝上车，说，我们不走。
我们长了外国人的脸，只要把联合国的旗帜升起来，亮出身份，这里就是保护区。
国际上是认可保护区的，比卡隆更惨烈和大规模的战争都有，保护区一直存在，我们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