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时，木耳的用处恐怕已不是用来吃了吧。作为礼品和一种时髦的消遣物，它的价值早就已高于四百块钱了吧……外面大地方的人总是有着比我们更灵活而又更繁杂缜密的心思。木耳被他们用来进行着秘密的交流，最终流传到一个与木耳本来没有任何关系的地方。他们千里迢迢来买木耳，走进我家昏暗的房间，一声一声急切地诉说，失望地长久沉默。门外也有人在说木耳的事，他的神情在夜色里看起来神秘而别有用心。我们一打开门，他就停止了声音。但他还是站在那里不走。整个桥头涌荡着不安的漩涡。
第三年，第三年木耳的世界疯了！第三年伴随着木耳的狂躁，爆发了牲畜的大规模瘟疫。据说这是一场从未有过的新类型的瘟疫，我知道它也是与木耳一样的最新入侵者之一……大批牛羊拉去活埋，山上的人不准下来，山下的人不准上去。封山了，戒严了。
我们因为晚了几天，就给堵在了桥头，原先的那些熟悉的守林员和检查人员全撤换了。边防站的人也死活不给办边境通行证。
那两天又刚好连下了两场雨，想到木耳此刻正长得好，真是急坏所有人。于是有一些人忍不住绕过桥头，从西面那条早已废弃的天堑般的古牧道上翻过去。后来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估计已经到了，开始大包小包地摘了。于是更多的人都决定这么做，但大部分人到了跟前都退了回来——那条古道实在不是人走的路。
就是能走我们家也不能那样做。我们毕竟是开商店的，还有货物，必须得从能通车的路上过去。
很多人都是深更半夜出发，做贼似的摸黑徒步进山。被逮着就狠狠地罚款，但罚了还是要想法子再上。
我妈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四处受气。到了最最后，她一咬牙，给某些人许诺，下山后一定给留几公斤木耳，又花额外的钱办了一堆证件，这才被特别允许过了桥。
但是进了山才知道，里面已是一片混乱，里面所有的人都急于下山。在那里，抢劫的消息不时传来。据说就是那些逃荒到这里的内地人干的，他们以为他们来到了一个没有秩序的地方——而实际上似乎也是如此。这深山里的稀薄社会的确从没有过被明确监督着的秩序，一切全靠心灵的自我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和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
可那些人不，那些人在有钢铁秩序的社会中尚无可躲避地遭受到了伤害，更别说“没人管的地方”了。
他们下不了山，木耳脱不了手，换不到钱，买不到食物，活不下去。于是就抢。
这一带驻扎的毡房大多是把羊群交给别人寄牧的家庭，羊群已经到了后山边境上一带，毡房子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守着家里的牛群，生产一些乳制品。
那一阵子弄得大家都恐慌异常，一下子觉得无所依附。这深山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无从抵御，无处躲避……还是祖国好，有什么事可以去找公安局……深山里的安宁其实是一种多么脆弱的安宁呀……
牲畜继续被残忍地处理。沙依横布拉克彻底与世隔绝了。
我们轻易不敢出门进林子。而每当走出帐篷站在门口远眺，看到四野仍然寂静浩荡，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并且将永远也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似的。我们想到那呼啸的森林某处有木耳，它们因为再无人打扰而正肆意漫延着……可是我们只能这样站在帐篷门口，抬头往那边长久地看。
那一年生意简直没法做，失去牛羊的牧人很仔细地支配着拿到手的一点点很少的政府补贴。商店生意异常惨淡，什么也卖不出去。虽然也弄了一点点木耳，但下了山还不够用来给领导们“还愿”的。
第四年，我们周密地商量了一个冬天后，决定为木耳豁出去了——商店和裁缝店都留在桥头，由我和外婆守着；我妈、我叔和我妹都轻装上阵，每半个月或更长的时间回一趟家。
我妈的主意最多，她没事就在那里想啊想啊：怎样才能进山时间更长，去到的地方更多，而且永远不会为给养发愁呢？最后她想到的好办法是，买一辆农用的、挂着小拖斗的小卡车进山。
她想得很美，开农用车进山的话，不仅可以带够一两个月的食品，也不用随身背木耳了，把车开到再也没法往里开的地方停下，然后一个人守着车，两个人到附近转，天黑之前回来。一个地方转遍了再把车开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去的地方又多，又快，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