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木耳这么能赚钱，但我们却说服不了更多的人干这个了。
那天晒木耳时，西面沟里过来的阿勒马斯恰好骑马路过。他掉转马头，过来瞅了一眼：“这是什么？”
我们就罗里啰唆解释了半天。他又问：“这个有什么用呢？”
我们又很努力地解释了一会儿。
“哦，”他说：“我们那里多得很呢。”
我们大喜，让他下次多带点来，然后报出诱人的价格。谁知这老头听了只是用鼻子哼了个“不”字，淡淡说：“这样的事情，还让孩子们去玩吧。”然后打马走了。
据说在更早的时候，哈萨克有一个传统礼俗是：自家放养的牛羊马驼，都只是作为供自己、朋友和客人享用的食物而存在的，是不可以作为商品出售来谋取额外利益。也就是说，要是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突然走上门了，他会立刻为这人宰只羊，慷慨地款待他；但是，若是对方要出钱买牛买羊的话，出再多的钱也不会卖。
虽然到了如今，这种礼俗在大时代的冲击下早就所剩无几了。但那种忍抑欲望的古老精神是不是仍然不着痕迹地深埋在这个民族的心灵中？
有一则近些年发生的故事是：一个到夏牧场收购活羊的商人，看中了一家牧人的一头大尾羊，但报出的价格主人不满意，于是双方开始讨价还价，一直折腾到天黑双方都不松口，商人只好留宿一夜，隔天再启程。结果到了晚宴时，主人直接就把那只被争执了一整天的大尾羊宰杀待客了。
我妈每攒够一定数量的木耳就下山一次。那时候几乎桥头的所有人都知道在沙依横布拉克有一个做生意的女人能弄到真正的野木耳。所以每到我妈下山的那一天，买木耳的人闻风而至。到后来简直是跟抢一样。抢不到的人就四处打听，不辞辛苦进山找到我家的店上门购买。后来我们就涨到了一百块钱一公斤。
那时候，除了我们以外，另外又有一些汉人也开始专门采木耳出售了。如伐木点的工人呀，云母矿上打工的呀，还有一些林场职工的家属们。
开始只是为近水楼台，工作之余往林子里到处瞅瞅，好赚个零花钱。到了后来，就开始有人专职干这个了。到秋天我们下山之前的最后半个月里，采木耳的人每天都能碰到一两个，挎着编织袋，穿着胶靴。至于他们采过的痕迹，更是伴随着编织袋的碎布片满了这附近的每一片林子。
编织袋也是进入大山的新事物之一吧。这种五彩斑斓的塑料袋子，实在太适用于采木耳了。轻巧易携、容量大，并不需要有多么结实。又很便宜的，用坏了就随手扔弃再重买一个就是了。
而这种一次性的东西哪里经得起原先的那种生活呢？那些羊毛捻线、煮染漂色后编织的褡裢，有精美对称的图案，像装饰品似的稳妥置放在家庭里，以很多年、很多年的时光，与毡房主人相耗持着，充满了记忆一般存在于生活的角落之中……它所满足的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被使用吧？
林区下了第一场雪之后，我们不得不拆了帐篷下山了。这一年，我们再也没有跟着牧业继续南下，而是留在了几十公里外的桥头过冬。
第二年春末，叔叔和妹妹从内地来到了新疆。
到了如今，似乎越来越多的农民都不愿意种地了。特别是年轻人，谁不想出去呢？去到更丰富更热闹的世界里以寻求生活的另外可能性。种地又辛苦，又寂寞，春耕秋收，岁月无边。尤其当那么多的身边熟悉的人都已经不在了，村庄里空空荡荡，旧房子歪斜在老竹林里，老人去世，孩子离家，剩下的人在漆黑无边的夜里独自面对着满是雪花点的黑白旧电视，是不是渐渐地也萌生起离开的想法了？……
可是他们经过漫长繁华的历程，却来到了和家乡一样偏远孤僻的新疆大地。
我叔叔剃着光头，趿着破拖鞋，挑着担子——那是他们所有的行李：一头挑着一床红花绿叶、又瓷又硬的老棉花被，另一头挑着几公斤花生米和一大包碎饼干。我妹妹的塑料凉鞋比她的脚短两公分，衬衣袖子却比她的指尖长十公分。
他们都很高兴，终于来到新疆了，终于有好日子过了。但除了种地，除了干力气活，还会做些其他的什么事呢。于是一听说到木耳的事，便立刻踌躇满志起来。
这一年我们上山之前，花了很长时间为木耳的事做了各种各样的考虑和准备。既然人手多了，就可以两个人守店，三个人专门弄木耳。为此我妈还专门跑到附近的边防站将贴在那里的一张当地山形地图狠狠研究了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