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被害人死后，给被害人套上了塑料袋，”晏君寻盯着照片，“再把被害人摆放在门边，让她看着房门，看着自己是怎么离开的。”
这个人迫切地需要被关注，他总是在强调这件事，仿佛不干点什么，别人就看不到他。值得注意的是，凶手划破了吴琼花的照片。那张照片是吴琼花和炒楼老板的合影，吴琼花把它挂在墙壁上，假装自己结过婚，有过家庭。凶手对此很愤怒，他把它划得稀烂。
凶手还给督察局留了信，他在吴琼花的塑料袋里塞了张字条，写着“再见”。
再见。
晏君寻打量着那张字条的特写，它是从吴琼花房间内的杂志上撕下来的，写得很工整，像是交作业的小学生。凶手犯案有计划，他想要得到督察局的关注，可惜的是当时南北联盟在打仗，这案子就像掉进深潭里的小石子，只溅起了很小的水花。
于是凶手在同年十二月继续犯案。二号被害人叫作李思，在停泊区旧商圈的按摩店工作。她和吴琼花一样，在店里排不上名号。她在按摩店干了将近七年时间，2160年时离店单干，在红灯区的城中村租下间房子，靠老客户拉拢生意。但那年北线联盟整体经济下滑，失业、破产的人很多，她到最后不得不上街招徕客人。
因为李思是单独住，既没有亲戚，也没有老板，所以直到一个月后，她的房东上门要钱才发现她死在了家里。
光屏上的照片切换，那些红色让晏君寻觉得嘴巴里都是血腥味。他摸向裤兜，时山延已经递来了棒棒糖。
这种想干什么都能被发现的感觉真不好。
晏君寻在时山延开口前接过棒棒糖，迅速地剥开送进嘴里。他知道了，最好不要给时山延开口的机会，否则麻烦的是他自己。
李思的房间照片比吴琼花的要更加多，因为她住着两室一厅的房子。她的房间和吴琼花的房间风格迥异。她很喜欢购物，劣质衣架挤满了客厅，到处都堆放着她的衣服。她遇害时没有睡着，可能刚接过客，脸上的妆都没有卸掉，身上还穿着带有亮片的情趣内衣。
“他可能有强迫症，”晏君寻看着看着逐渐蹙眉，“他把被害人拖进卫生间杀掉，又把被害人拖回客厅的墙边放好。”
凶手对被害人的注视有种病态的需求，他总是要她们跪着看自己离开。
这畜生受过什么刺激？他被人踹出门过吗？这感觉就像是小孩的报复，把自己的不满全部发泄在与自己无关的人身上。
“他也许是想要战胜别人的目光，”时山延抬指点了下屏幕，“他讲话不利索，有点口吃，语言组织能力也很差，在公众面前有种报复式的表演欲望，把自己装得很凶残。”
反社会人格有种全能掌控的特性，沉迷其中往往会变成悖德症，把战胜否定或有可能否定自己的人当作乐趣。他们往往没有道德底线，无视社会伦理，坚持追求自己的快感，以此得到活着的感觉。
这个凶手的作案步骤很单一，折磨受害人，摆弄受害人的尸体有可能是他的杀人目的之一。他在通话里表现出一种强行自信的不自信，那些沉默都是在思索，他不想让自己糟糕的回答把自己的形象搞砸。
他其实很胆小，甚至不敢脱掉被害人的衣服。他还在模仿做爱，把那些东西插入被害人的身体里，证明自己懂得“性”。
“他看过陈秀莲的直播，”晏君寻回想着凶手在通话里的表现，“是个卑微的模仿犯。他想要仿照陈秀莲的直播，让自己受到万众瞩目。”
刘晨，刘晨真的是个好选择。他的需求也是博得关注，这简直和凶手不谋而合。刘晨能得到凶手的联系方式，说明他们私下接触过。
晏君寻看向窗户，时间太晚了，他说：“明天得去找刘晨。”
“我以为你不会接这个案子，”时山延靠回椅背，“如果是我，我会把资料还给姜敛，告诉他我在放假。”
我也想放假。
晏君寻起身时想。
可我停不下来。
“你其实挺有正义感的，”时山延看着晏君寻走向卫生间，笑了笑，“这可不是阿尔忒弥斯能教你的东西。”
晏君寻关上卫生间的门，又打开，对他说：“你可以回家了。”
“哦，”时山延看了眼时间，问，“这么晚了，你要送我吗？”
“我没有车。”
“我单独走夜路会害怕，”时山延表情有几分认真，“你家门口的路灯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