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宣愿意有个人时常来谈一谈。年前，在南京陷落的时节，他的心中变成一片黑暗。那时候，他至多也不过能说：反正中日的事情永远完不了；败了，再打就是了！及至他听到政府继续抗战的宣言，他不再悲观了。他常常跟自己说：“只要打，就有出路！”一冬，他没有穿上皮袍，因为皮袍为钱先生的病送到当铺里去，而没能赎出来。他并没感觉到怎样不舒服。每逢太太催他去设法赎皮袍的时候，他就笑一笑：“心里热，身上就不冷！”赶到过年的时候，家中什么也没有，他也不着急，仿佛已经忘了过年这回事。韵梅的心中可不会这么平静，为讨老人们的喜欢，为应付儿女们的质问，她必须好歹的点缀点缀；若光是她自己，不过年本是无所不可的。她不敢催他，于是心中就更着急。忍到无可忍了，她才问了声：“怎么过年呀？”瑞宣又笑了笑。他已经不愿再为像过年这路的事体多费什么心思，正像他不关心冬天有皮袍没有一样。他的心长大了。他并无意变成个因悲观而冷酷的人，也不愿意因愤慨而对生活冷淡。他的忽略那些生活中的小事小节，是因为心中的坚定与明朗。他看清楚，一个具有爱和平的美德的民族，敢放胆的去打断手足上的锁镣，它就必能刚毅起来，而和平与刚毅揉到一起才是最好的品德。他还愁什么呢？看见山的，谁还肯玩几块小石卵呢？皮袍的有无，过年不过，都是些小石子，他已经看到了大山。
被太太催急了，他建议去把她那件出门才穿的灰鼠袍子送到当铺中去。韵梅生了气：“你怎么学得专会跑当铺呢？过日子讲究添置东西，咱们怎么专把东西往外送呢？”说真的，那虽然是她唯一的一件心爱的衣服，可是她并不为心疼它而生气。她所争的是家庭过日子的道理。
瑞宣没有因为这不客气的质问而发脾气。他已决定不为这样的小事动他的感情。苦难中的希望，洗涤了他的灵魂。
结果，韵梅的皮袍入了当铺。
转过年开学，校中有五位同事不见了。他们都逃出北平去。瑞宣不能不惭愧自己的无法逃走，同时也改变了在北平的都是些糟蛋的意见。他的同事，还另外有许多人，并不是糟蛋，他们敢冒险逃出去。他们逃出去，绝不为去享受，而是为不甘心作奴隶。北平也有“人”！
由瑞丰口中，他听到各学校将要有日本人来作秘书，监视全校的一切活动。他知道这是必然的事，而决定看看日本秘书将怎么样给学生的心灵上刑。假若可能，他将在暗中给学生一些鼓励，一些安慰，教他们不忘了中国。这个作不到，他再辞职，去找别的事作。为了家中的老小，他须躲避最大的危险。可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须作到他所能作的，好使自己不完全用惭愧宽恕自己。
钱先生忽然不见了，瑞宣很不放心。可是，他很容易的就想到，钱先生一定不会隐藏起来，而是要去作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假若真要隐藏起去，他相信钱先生会告诉他的；钱先生是个爽直的人。爽直的人一旦有了不肯和好友说的话，他的心中必定打算好了一个不便连累朋友的计划。想到这里，他不由的吐出一口气来，心里说：“战争会创造人！坏的也许更坏，而好的也会更好！”他想象不出来，钱诗人将要去作些什么，和怎么去作，他可是绝对相信老人会不再爱惜生命，不再吟诗作画。钱老人的一切似乎都和抗战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他偷偷的喝了一盅酒，预祝老诗人的成功。
同事们与别人的逃走，钱老人的失踪，假若使他兴奋，禁止使用法币可使他揪心。他自己没有银行存款，用不着到银行去调换伪币，可是他觉得好像有一条绳子紧紧的勒在他与一切人的脖子上。日本人收法币去套换外汇，同时只用些纸来欺骗大家。华北将只耍弄一些纸片，而没有一点真的“财”。华北的血脉被敌人吸干！那些中国的银行还照常的营业，他想不出它们会有什么生意，和为什么还不关门。看着那些好看的楼房，他觉得它们都是纸糊的“楼库”。假若他弄不十分清楚银行里的事，他可是从感情上高兴城外的乡民还照旧信任法币。法币是纸，伪币也是纸，可是乡下人拒绝使用伪钞。这，他以为，是一种爱国心的表现。这是心理的，而不是经济的。他越高兴乡民这种表现，就越看不起那些银行。
和银行差不多，是那些卖新书的书店。它们存着的新书已被日本人拿去烧掉，它们现在印刷的已都不是“新”书。瑞宣以为它们也应当关门，可是它们还照常的开着。瑞宣喜欢逛书铺和书摊。看到新书，他不一定买，可是翻一翻它们，他就觉得舒服，新书仿佛是知识的花朵。出版的越多，才越显出文化的荣茂。现在，他看见的只是《孝经》，《四书》，与《西厢记》等等的重印，而看不到真的新书。日本人已经不许中国人发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