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这里干什么？本来我是来上课的，可他这么一问我就不知道了。他说：
“你站起来。”
我慌忙站起来。他让我走出去，我就走了出去，一直走到操场中央，我四下望望，不知道他要我走到哪里去。犹豫了片刻后，我只能鼓起勇气往回走，重新来到教室里，我提心吊胆地问张青海：
“老师，我要走到哪里去？”
他回过头来看着我，依然是软绵绵地问我：
“你上午在哪里？”
我扭过头去，看到了操场对面那间小屋子，我才恍然大悟。我问：
“我要到那小屋子里去？”
他满意地点点头。
那天下午我继续被关在那间小屋子里，我一直拒绝承认惹恼了他们。于是王立强来到了学校，身穿军装的王立强来到后，仔细听着他们的讲诉，其间有几次回过头来责备地望了望我。我当初多么希望他也能认真地听一听我的申辩，可他听完老师的讲叙后，根本就不关心我会说些什么。他带着明显的歉意告诉他们，我是他领养的，领养时我已经六岁了。他对他们说：
“你们也知道，一个六岁的孩子已经有一些很难改变的习性了。”
这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但他没有像老师那样逼我承认，这方面的话他一句都没说。他很快就站起来说是有事走了，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避免伤害我。如果他继续待下去，他就很难不去附和老师的话。他逃脱了这个令他尴尬的处境。我却是充满了委屈，他那么认真地听老师讲叙，可一句也不来问我是不是这样。
要不是后来李秀英对我的信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初的我深陷于被误解的绝望之中，那是一种时刻让我感到呼吸困难的情感。没有人会相信我，在学校里谁都认为那标语是我写的。我成了一个撒谎的孩子，就是因为我拒不承认。
那天下午放学回家时，我接受了双重折磨。在被误解的重压之下，我还必须面对回家以后的现实，我想王立强肯定将这事告诉李秀英了。我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什么样的处罚，我就这样几乎是绝望地回到家中。一听到我的脚步，躺在床上的李秀英立刻把我叫过去，她十分严肃地问我：
“那标语是不是你写的？你要说实话。”
整整一天了，我接受了那么多的审问，可没有一句是这样问的。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说：
“不是我写的。”
李秀英在床上坐起来，尖厉地喊叫王立强，对他说：
“肯定不是他写的，我敢保证。他刚来我们家时，我偷偷将五角钱放在窗台上，他都很老实地拿过来交给我。”然后她面向我，“我相信你。”
王立强在那边屋子里表达了对老师的不满，他说：
“小孩又不懂事，写一条标语有什么了不起的。”
李秀英显得很生气，她指责王立强：
“你怎么能这样说，这样不就等于你相信是他写的了。”
这个脸色苍白脾气古怪的女人，那一刻让我感动得眼泪直流。她也许是因为用力说话，一下子又瘫在了床上，轻声对我说：
“别哭了，别哭了，你快去擦玻璃吧。”
在家中获得了有力的信任以后，并没有改变我在学校的命运。我在那间光线不足的小屋子里，又待了整整一天。隔离使我产生了异常的恐怖。虽然我和别的同学一样上学，也一样放学回家，可我却是来到这间小屋子，被两个处于极端优势的成年人反复审问。我哪经受得住这样的进攻。
后来他们向我描绘了一个诱人的情节。他们用赞赏不已的口气，向我讲叙了这样一个孩子，和我一样的年龄，也和我一样聪明（我意外地得到了赞扬），可他后来犯了一个错误。
他们不再气势汹汹，开始讲故事了，我凝神细听。这个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偷了邻居的东西，于是他在自己心里受到了指责，他知道自己犯错误了。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将东西还给了邻居，并且认了错。
林老师这时亲切地问我：
“你猜，他受到批评了吗？”
我点了点头。
“不。”她说，“他反而受到了表扬，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们就这样引诱我，让我渐渐感到做了错事以后认错，比不做错事更值得称赞。遭受了过多指责以后，我太渴望得到称赞了。我是怀着怎样激动和期待的心情，终于无中生有地承认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