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二十岁时，我才知道正确答案。那时我正在北京念大学，我认识了一位当时名声显赫的诗人。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名人，他随便和神经质的风度，使我经常坐车两个小时到城市的另一端，为了只是和他交谈几分钟。运气好的时候，我可以和他谈上一小时。尽管我去了三次后他仍然没有记住我的名字，可他那亲切的态度和对同行尖刻的嘲弄，让我并不因此感到难受。他在高谈阔论的同时，也可以凝神细听我冗长的发言，而且不时在他认为是错误的地方出来加以纠正。
在这位年届四十的单身诗人那里，我经常会遇上一些神态各异的女人，体现了这位诗人趣味的广阔。随着我们之间交往的不断深入，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提醒他是不是该结婚了。我对他隐私的侵犯并没让他恼怒，他只是随便地说：
“干吗要结婚？”
那时我局促不安，我完全是出于对自己崇敬的人的关心才继续说：
“你不要把那东西过早地用完。”
我羞羞答答说出来的话，使他大吃一惊，他问：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于是我将几年前那个夜晚郑亮的话复述给了他。他听后发出震耳欲聋的大笑，我无法忘记他当时坐在沙发里缩成一团时的愉快情景。后来他第一次留我吃了晚饭，晚饭是他下楼去买了两袋方便面组成的。
这位诗人在四十五岁时终于结婚了，妻子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漂亮女子，她身上的凶狠和容貌一样出众。这位此前过着潇洒放任生活的诗人，尝到了命运对他的挖苦。他就像是遇到后娘的孩子一样，出门时口袋里的钱只够往返的车费。对钱的控制只是她手段之一。他还经常鼻青眼肿地跑到我这里来躲避几天，原因只是有位女士给他打过电话。几天以后，还得在我护送下才敢返回家中去赔礼道歉。我对他说：
“你不要垂头丧气，你要理直气壮，你根本就没有错。”
他却嬉皮笑脸地说：
“还是认错好。”
我记得这个漂亮女人坐在沙发里对刚进门的丈夫说：
“去把垃圾倒掉。”
我们的诗人端起那满满一簸箕垃圾时，显得喜气洋洋。他误以为劳动能使自己平安无事，可他回来后那女人就毫不客气地对我说：
“你回去吧。”
然后就关上了门。我听到里面响起了大人训小孩的声音。这个身为妻子的女人，当然明白被自己训斥的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于是我听到了让我瞠目结舌的训词，训词里充斥着唐诗宋词现代政治术语流行歌词等等不计其数。其间穿插着丈夫虔诚的话语：
“说得好。”
或者：
“我茅塞顿开。”
女人的声音越来越慷慨激昂，事实上那时候她已不是为了训斥她的丈夫，纯粹是为了训斥本身。她的声音向我显示了她正陶醉在滔滔不绝之中。
在这种女人长裙笼罩下的生活真是不堪设想。即使能够忍受鼻青眼肿，那也无法忍受她的滔滔不绝。
这个女人最为严厉的表现是，将她丈夫写下的忏悔书、保证书、检讨书像装饰品一样在屋内墙上布置起来，让丈夫的朋友来到时先去一饱眼福。最初的时候，我的朋友在那时总是脸色铁青，时间一久他也就能装得若无其事了。他告诉我们：
“死猪不怕开水烫。”
他曾经说：
“她不仅在肉体上，还在精神上无情地摧残我。”
我问他：“你当初为何要和她结婚？”
“我当初怎么知道她是个泼妇？”
我和其他朋友劝告他离婚的话，到头来他都会向妻子和盘托出。他对我们的出卖，使我们每人都接到一个女人充满威胁的电话，我得到的诅咒是，在我二十五岁生日那天，我将暴死街头。
十五岁那年春天，有一天中午洗澡后换衣服时，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奇怪的变化。我看到了下腹出现了几根长长的汗毛，使我还在承受那个黑夜举动带来的心理重压时，又增加了一层新的恐慌。那几根纤细的东西，如同不速之客突然来到我光滑的身体上。我当初目瞪口呆地看着它们很久，我找不到合适的态度来对待它们，只是害怕地感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失去过去的无忧无虑。
当我穿越阳光走向学校时，四周的一切都展示着过去的模样，唯有我的身体变了。一种丑陋的东西那时隐藏在我的短裤里，让我走去时感到脚步沉重不堪。虽然我讨厌它们，可必须为它们保守秘密，因为我无法否认它们是我身体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