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彬打开那个房门，我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摞得高高的纸箱子，绕过它们，里面的地上还堆放着一些纸箱子，除此之外，房间里好像没有别的大东西了。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戴眼镜的女性的黑白照片，那位女性留着那个时代的短发，镜片后的双眼很有神。
“我爱人，1971年去世的。”张彬指了指照片说。
我注意到一件很奇怪的事：这个房间的主人显然很注意照片周围的整洁，那些纸箱子都离照片有一定的距离，在照片前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空地，但就紧挨着照片，却在墙上的一个钉子上挂着一件雨衣，就是那种胶面帆布的旧式雨衣，深绿色的，显得很不协调。
“正像你已经知道的，自那次在泰山看到球状闪电后，我就迷上它了，那时我还是一个本科生，心态同你现在完全一样，就不多说了。我首先是到自然雷雨中寻找球状闪电，跑了很多地方。后来认识了她，把我们连在一起的也是球状闪电，她是一个痴迷的研究者，我们是在一次大雷雨中相遇的，以后就一起外出寻找。那时条件很差，大半的路都要靠脚走；晚上住在当地老乡家，还常在破庙或山洞中过夜，甚至睡在露天。记得有一次，因为在一场秋天的雷雨中观测，两个人同时患了肺炎，那个偏僻的地方缺医少药，她病得很重，差点把命丢了。我们遇到过狼群，被毒蛇咬过，饿肚子更是常有的事；不止一次，闪电就击中距我们很近的地方。这种野外观测持续了十年时间，这十年，我们走过多少路，吃过多少苦，遇过多少险，数也数不清了。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决定不要孩子了。
“大部分时间是我们两人一起出去，但遇到她教学和科研工作忙的时候，我有时也一个人出去。有一次在南方，我误入了一个军事基地，当时文革正紧，加上我父母都留过苏，人家看到我带着照相机和一些观测仪器，就怀疑我是刺探情报的敌特，不明不白地一关就是两年。在这两年间，她仍不断外出在雷雨中观测。
“她遇难的经过我是听当地老乡说的。在那次大雷雨中，她终于遇到了球状闪电，她追着那火球跑，眼看它就要飞过一条湍急的山溪，情急之下竟用手举着磁钢仪的接闪器去拦火球。事后人们都说这简直是胡来。但他们无法理解，当她终于看到寻找了十年之久的球状闪电，转眼间又要失去观测它的机会时会是什么心情。”
“我理解。”我说。
“据当时在远处的目击者说，那个火球接触接闪器后就消失了，它沿导线通过了磁钢仪，在另一端又冒了出来。直到这时，她还没有受到伤害，但最终也没逃过这一劫：那个火球围着她转了几圈，就在她的头顶上爆炸了。爆炸闪光过后，她就消失了，人们在她最后站的地方只见到这件雨衣完好无损地摊在地上，雨衣下面是一堆白色的灰，后来被雨水冲走了许多，在雨衣周围形成了好几条白色的细流……”
我看着那件雨衣，想象着里面包裹着的那个年轻而执着的灵魂，低声说：“她这样就像航海家死于大海，宇航员死于太空，也算死得其所了。”
张彬缓缓地点点头，“我也这样想。”
“那个磁钢记录仪呢？”
“完好无损，并被及时拿到实验室测定了其中的剩磁。”
“多少？”我紧张地问，这可是球状闪电研究史上绝无仅有的第一手定量测量资料。
“零。”
“什么？！”
“完全没有剩磁。”
“这就是说没有电流从接闪导线中通过，那它是以什么形式传导过去的呢？”
张彬摆了一下手，“球状闪电的谜团太多，我不想在此探讨。同其他一些谜比较，这个算不得什么。下面我再让你看样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他说着，从雨衣的衣袋中掏出一个塑料皮笔记本，说，“这是她遇难时装在雨衣衣袋中的。”然后他把笔记本极其小心地放到一个纸箱子上，好像那是一件易碎品，“翻的时候要轻些。”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笔记本，封面有天安门的图像，已被磨得有些模糊了。我轻轻翻开封皮，看到发黄的扉页上有一行娟秀的字：
科学的入口处就是地狱的入口处。
——马克思
我抬头看看张彬，他示意我向下翻。我翻到第一页，这才理解他为什么让我轻些翻：这一页被烧焦了，有一部分已经变成灰散失了。我把这页焦纸轻轻地翻过去，下一页完好无损，密密麻麻的数据记录清晰可见，像是昨天写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