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对她的亲近感又深了一层。我告诉她妈妈在我六岁时就在战争中牺牲了，以后，我就一直同记忆中的母亲一同生活，直到不久前，妈妈在我的脑海中还是那么年轻。当我意识到岁月的流逝时，就开始在脑海中描绘妈妈年长的形象，但总也想象不出来；当我看到她时，这个形象突然清晰了，我相信，如果妈妈活到现在，一定像她。听了我这话，她抱着我大哭起来，哭着告诉我，六年前，她女儿和男友吸毒过量，被发现双双死在内华达的高级住宅中。
“分别以后，我们相互间就多了一份牵挂。在我为了球状闪电的事与陈博士去西伯利亚，路过莫斯科时，就去看了她。她见到我的惊喜你是可以想象的，她仍是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冰冷的老年公寓里，酒喝得更多了，似乎整天都处于一种半醉状态中。见到我后她不停地说：我让你看一样东西、我让你看一样东西……她搬开一堆旧报纸，下面藏着一个外形很不寻常的密封容器。她告诉我，这是超低温液氮贮存罐，她那微薄退休金的很大一部分都花在定期补充罐里的液氮上了。她家里放着这么一个东西让我十分吃惊，问她里面贮存着什么，她说那是她二十多年的心血结晶。
“她告诉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苏联的新概念武器研究机构曾进行过一项全球范围的调查，调查的内容是收集零散的新概念武器的想法和实践。首先是想法，收集的范围十分广泛，专业情报机构自不必说，很多因公出国的人员都顺便带有这类任务。这种活动有时到了可笑的地步——机构里一些部门的研究人员反复观看007系列电影，想从007带的那些神奇的小玩意儿上捕捉西方新概念武器的蛛丝马迹。另一方面则是收集在世界上正在进行的局部战争中新概念武器的实践，当时首选的当然是越南战争。像越南民间那些带竹签的陷阱之类的东西，它们在战场上的使用效果都被仔细观察过。而她所在的部门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些南方游击队用蜂类作为武器。他们最初是从一些新闻报道上得知这事的，为此，她专程赴越南考察。当时美国正打算放弃越南，西贡政权已摇摇欲坠，越共在南方的游击战已演化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正规战，她要调查的这类奇特的作战方式自然不存在了。但她还是接触了许多游击队员，详细了解了这种武器在战场上的效果，结果发现新闻报道夸大其词，她访问过的所有使用过蜂类武器的游击队都证实，这种武器几乎没有任何杀伤效果，如果说它真有什么作用，那完全是心理上的，它使美军士兵更加感到他们进入的这片国土之陌生之怪异。
“但她却由此深受启发。回国后，他们开始用基因技术改造蜂类，这可能是基因技术在世界上最早的应用了。但头几年毫无建树，因为当时世界分子生物学还处于很原始的状态，更由于苏联在早些年对基因科学在政治上的压制，使国内在这方面的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又有差距。直到八十年代初，他们才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培育出了毒性和攻击性极强的蜂类。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亲自观看了他们的攻击试验，在试验中，一只攻击蜂就蜇死了一头公牛。这给元帅留下了深刻印象，主持项目的她因此获得了红星勋章。这个项目被投入了大量资金，对可用于实战的攻击蜂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首先是在识别上取得突破，新培育出的蜂对某些化学物质极其敏感，只要我方人员身上涂有微量的这种识别剂，就能避免误伤；其次就是攻击蜂的毒性，除了先前那种毒性极强立刻致死的种类外，还培育了另一种类型，毒性同样强，但致死延期五至十天，这样可加重敌方的负担……这个液氮存贮罐里就存放着十万个攻击蜂的胚胎细胞。”
说到这里，林云长出了一口气，声音有些颤抖，“你可以想象我听到这些时的感觉，我当时两眼发黑，几乎要晕过去。但我还是心怀侥幸地问她，这种东西是否曾用于实战？其实我早已预料到答案。她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更加起劲地说：在当时，由于柬埔寨战争和与中国的边境冲突，越南人没完没了地向苏联要武器，让苏共政治局烦了，对他们的要求只是应付。当时苏共总书记向来访的越军将领保证，要向越南提供最先进的武器系统，其实指的就是攻击蜂。当时派她带着首批十万只攻击蜂去越南，越南人见到他们朝思暮想的先进武器系统就是一窝蜂时，其恼火是可以想象的，他们说苏联对站在最前线浴血奋战的同志进行无耻的欺骗。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确实想敷衍他们，但从她个人来说，不认为他们受骗了。越南人当时并不了解这东西的威力，但他们确实把这批攻击蜂投入战场了，并且抽调了基伊得注的一支特种部队来干这事。投入战场之前，她对这支部队进行了一周的培训，然后就同他们上前线了。我战战兢兢地问是哪个前线，柬埔寨吗？我这时还怀着一丝可怜的希望。她回答说：不是柬埔寨，越南军队在那个战场上是占绝对优势的；是北线，去对付你们。我恐惧地瞪着她问：你、你去过中越边境？她说是的。她当然不能到最前边去，她到了谅山，每次看着那些精瘦的小伙子们把识别剂涂到领子上，五人一组，带上一到两千只攻击蜂奔向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