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林香茗失去消息之后，她的内心没有一天不是痛苦的，那种痛苦就像心脏移植患者出现排异反应一样生不如死，只能用拼命工作来麻醉和忘却，有时候她甚至希望像很多战友一样突然猝死或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可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亚健康状态越来越多地出现，感冒、眩晕、胃病乃至心律失常竞相折磨着她，但根底的生命力依然像牛筋一样坚韧。她不得不继续日复一日地与各种违法犯罪做西西弗斯式的斗争。所幸近两年本市的社会治安越来越好，这让她欣慰不已，但也正是因此，发生在扫鼠岭的这起案件，让她感到格外的突兀与不安。
刘思缈一边想着，一边把湿漉漉的面巾纸扔进了水池边的塑料筐，踮着脚走出了印刷厂逼仄而肮脏的洗手间。
已经是上午八点钟了，一些媒体已经播发了扫鼠岭案件的简讯。她心里有数，一墙之隔的马路对面，大批的新闻记者恐怕正在涌向那个苗圃。她先到作为临时指挥部的印刷车间了解了一下有没有新的情况，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走出了印刷厂的大门。
这是一个没有太阳的早晨，天空被深秋的冷空气冻得发青，银麓山路本来就人迹罕至，此时此刻更是连狗都绕着走，地面上唯一在动的只有临街的平房房檐上一蓬蓬衰草的影子。难得有一辆黑色轩逸开了过来，停在了路边，从车里钻出一个人，那辆轩逸兴许是滴滴快车，司机眼毒，看出附近几个穿便衣的人都是公安，以为他们是在查黑车，一溜烟儿地开走了。
刘思缈看从轩逸上下来的人眼熟，就叫了一声：“张伟！”
《法制时报》记者张伟大概是从被窝里被拽出来的，蓬头垢面不说，一双小眼睛还迷迷糊糊地半睁半闭，听到有人叫他，居然原地绕了一圈才看到招呼他的人，忙不迭地跑了过来点头哈腰的：“刘处，早晨好！”
“就你一个人？”刘思缈问。
“啊？”张伟还没反应过来，“就我一个人啊。”
“你们报社的跑口记者不是郭小芬吗？她怎么没来？”
“您还不知道？她辞职了。”
刘思缈大吃一惊！郭小芬是《法制时报》的首席记者，专门跟大案要案的，虽然在采访中没少跟自己怄气，但多年来经常合作，早已成了朋友：“她什么时候辞职的，我怎么不知道？！”
“就前一阵子的事儿。”张伟说，“她来本市漂了这么多年，一没买房，二没嫁人，搞得居无定所的，半年多换了好几次住处，据说还大半夜的流落街头，在公园长椅上忍过一宿，总之心情本来就不好，稿子又接连被毙了好几篇。她跟总编大吵了一架，就辞职了。”
刘思缈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张伟趁她发愣的当儿，赶紧跑到马路对面那条东西向的小巷子里去了。
不知出于什么心情，刘思缈跟在他后面，慢慢地走过马路，也进了那条小巷，远远地看着一大群记者像没头苍蝇一样聚拢在苗圃的门口，举着手机往里面拍摄，虽然铁栅栏门没有关上，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往里面迈进半步。等杜建平从苗圃里出来，他们乖乖地让开一个半圆，听杜建平盐不咸醋不酸地介绍了两句情况，然后便如蒙大赦般一哄而散。
想想郭小芬当年死缠烂打式的采访，刘思缈一时惘然。
回到印刷厂，她在院子里沉思了片刻，拿出手机，找到郭小芬的号码，正要摁下去，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屏幕上显示出的来电人姓名是“李三多”。
刘思缈的神情顿时一凛。
李三多原本是市政法委副书记，去年退休的。近几年的反腐风暴特别注重对退休干部的审查，凡是在职期间有过贪污腐败等违法行为的，绝不允许再像过去那样“退休即上岸”，而是追查到底，这样揪出了不少贪官污吏。李三多的岗位是贪腐重灾区，审查也就格外严谨和认真，查来查去，发现这老小子当了十年的领导干部，竟比白开水还要清廉！很快一道红头文件发了下来，任命李三多为市综治委顾问，协同市公安局督办大案要案的刑侦工作，继续为党和人民发挥余热。按照编制，综治委是隶属于政法委的职能部门，所以老小子一面嘀咕着“返聘了还他妈的降半级”，一面拍拍屁股走马上任去了。
现在他亲自打来电话，用脚趾都能想到来者不善。果不其然，刘思缈接通电话之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案子啥时候能破？给我个准信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