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里时，老师告诉我们说，治史要有两种态度，一是科学态度，那就是说，是什么就说什么；二是党性的态度，那就是说，是什么就偏不说什么。虽然这两种态度互相矛盾，但咱们也不能拿脑袋往城墙上撞。这些教诲非常重要。假如我把话筒的事写入了我舅舅的传记，那我就死定了。众所周知，我们周围到处是窃听器。我想知道我舅舅和小姚阿姨在新婚之夜说什么，有关部门也想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这样写，能不是影射、攻击吗？
F在他家里时，我舅舅靠门站着，一声不吭。后来她终于看完了一段，抬起头来看我舅舅，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后，面露笑容，偏着头磕了一粒瓜子，说：挺帅的，不是吗。我舅舅在心里说：什么帅不帅，我可不知道。然后她又低头去看小说，看一会儿就抬头看一眼我舅舅，好像一位画家在看自己的画。但我舅舅可不是她画的。他是我姥姥生的，生完之后又吃了四十年粮食才长到这么大，不过这一点和有些人很难说明白。她只顾看我舅舅宽阔的胸膛，深凹的腹部，还有内裤上方凸现的六块腹肌。那条内裤窄窄的，里面兜了满满的一堆。她对这个景象很满意，就从桌子上捞起个杯子说：去，给咱倒杯水来。我舅舅接过那个杯子去倒水，感到如释重负。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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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和小姚阿姨一直认为我舅舅是个作家，这个说法不大对。我舅舅活着的时候没有发表过作品，所以起码活着的时候不是作家。死了以后遗著得以出版，但这一点不说明问题：任何人的遗著都能够出版，这和活着的人有很大的不同。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死掉是最好的护身符。我认识的几位出版家天天往监狱跑，劝待决犯写东西，有时候还要拿着录音机跟他们上刑场，赶录小说的最后几节。有个朋友就是这样一去不回了，等他老婆找到他时，人已经躺在停尸房里，心脏、肾、眼球、肝脏等等都被人扒走了，像个大梆子一样——你当然能想到是崩错了人，或者执行的法警幽默感一时发作，但是像这样的事当然是很少发生的。这些死人写的书太多了，故而都不畅销。可以说我舅舅成为作家是在我给他写的传记在报上连载之后，此时他那些滞销的遗著全都销售一空。小姚阿姨作为他的继承人，可多抽不少版税。但是她并不高兴，经常打电话给我发些牢骚，最主要的一条是：F凭什么呀！她漂亮吗？我说：你不是见过相片了吗？她说：我看她也就一般，四分的水平——你说呢？我不置可否地“嗯”了几声，把电话挂上了。F不必漂亮，她不过是碰巧漂亮罢了。我舅舅也不必写得好才能当作家，他不过是碰巧写得好罢了。人想要干点什么、或者写点什么，最重要的是不必为后果操心。只要你有了这个条件，干什么、写什么都成，完全不必长得漂亮，或者写得好。
我舅舅和小姚阿姨的谈话录音我还保留着，有一回带到小姚阿姨那里放了一段，她听了几句，就说：空调开得太大！其实当时根本就没开空调。又听了几句，她赶紧把录音机关上了。我舅舅那种慢条斯理的腔调在他死了以后还是那么慢条斯理，不但小姚阿姨听了索索发抖，连我都直起鸡皮疙瘩。那一回小姚阿姨问他为什么不搞数学了，他说：数学不能让他激动了。后来他还慢慢地解释道：有一阵子，证明一个定理，或者建好了一个公理体系，我的心口就突突地跳。小姚阿姨说：那么写小说能使你激动吗？我舅舅叹了一口气说：也不能。后来小姚阿姨带着挑逗意味地说：我知道有件事能让你激动——就是听到这里，小姚阿姨朝录音机挥了一拳，不但把声音打停，把录音机也打坏了。但我还记得我舅舅当时懒洋洋地说道：是吗——就没有下文了。我舅舅的心口早就不会突突跳了，但是这一点不防碍他感到胸闷气短、出冷汗、想进卫生间。这些全是恐惧的反应，恐惧不是害怕，根源不在心脏，而在全身每个细胞里。就是死人也会恐惧——除非他已经死硬梆了。
现在该谈谈F在我舅舅那里时发生的事了。他去给她倒了一杯开水，放在桌子上，然后还站在门口。F用余光瞥见了他，就说：老站着干啥，坐下吧。我舅舅就坐在床上，两手支在床沿上。后来F的右手做了个招他的手势，我舅舅就坐近了。F换了个姿式：翘起腿，挺起胸来，左手拿住手稿的上沿，右手搭在了我舅舅的右肩上，眼光还在稿纸上。你要是看到一个像我舅舅那样肌肉发达皮下脂肪很少的男子，一定会怀疑他吃过类固醇什么的。我敢和你打赌说他没有吃，因为那种东西对心脏有很大的害处。F觉得我舅舅肩膀浑圆，现代力士都是这样，因为脖子上的肌肉太发达。她顺着他肩膀摸过来，一直摸到脖子后，发现掌下有一个球形的东西，心里就一愣：怎么喉结长在这里？后来又发现这东西是肉质的，就问：这是怎么了？我舅舅也愣了一下才说：挑担子。有关这件事，我有一点补充：我舅舅不喜欢和别人争论，插队时挑土，人家给他装多少他就挑多少。因此别人觉得他逞能，越装越多。终于有一次，他担着土过小桥时，桥断了，连人带挑子一起摔进了水沟里。别人还说他：你怎么了？连牲口都会叫唤。总而言之，他就是这么个倒霉鬼。但是他的皮肤很光洁。F后来把整个手臂都搭在他脖子上，而我舅舅也嗅到了她嘴里瓜子香味。我已经说过，我舅舅从来不吃零食，所以不喜欢这一类的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