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布鲁塞尔的画廊里，我看到达利的画上有个光屁股小人，在左下角欢呼雀跃。那人大概就是他自己吧。我虽然没去西班牙，但是知道那边有好多怪模怪样的塔楼，还有些集体发神经的狂欢节，到了时候大家都打扮得怪模怪样。所以没准他三岁时见到了什么怪景象，就以为自己做了个怪梦，傻高兴一场。狂欢节这个概念不算难，到了四五岁就能理解。大炼钢铁是个什么意思，就是到了十几岁也懂不了。我是五二年生人，五八年六岁，当时住在一所大学里。所以我怎么也不能理解哇哇叫的是高音喇叭，嗡嗡叫的是鼓风机，一零七零是一年要炼出一千零七十万吨钢，那些巨人是一些大学生，手里的长枪是炼钢用的钢钎，至于哇哇叫出的小土群、小洋群是些什么东西，我更不可能懂得。何况那天的事有头没尾，后来的事情在记忆里消失了，就更像个梦。直到我都二十岁了，对着小臂上一个伤疤，才把它完全想了起来。那天我看完了出钢，就往回走，在钢堆边上摔了一跤，钢锭里一块锅茬子差一点把我的小胳膊劈成两半。这件事太惨了，所以在记忆里待不住，用弗洛伊德的说法叫做压抑。压了十几年我又把它想了起来，那天我不但流了很多血，而且我爸爸是拎着耳朵带我上医院的。关于这一点我不怪他。我们家孩子多，假如人人都把胳膊割破，就没钱吃饭了。后来我老想，在炉子里炼了好几个钟头，锅片子还能把我的手割破，从冶金学的角度来看，那些炉子可够凉快的。为此我请教过一位教冶金的教授，用五八年的土平炉，到底能不能炼钢。开头他告诉我能，因为只要不鼓冷空气，而是鼓纯氧，不烧煤末子，而是烧优质焦炭，就能达到炼钢的温度。后来他又告诉我不能，因为达到了那种温度，土平炉就要化了。土平炉虽然沾了个土字，但是这个土不是耐火粘土，它是砖砌的，顶上那些怪模怪样的烟筒是一些粗陶的管子，那种东西不炼钢时是用来砌下水道的，一炼钢就上了天了。羞耻之心人皆有之，大炼钢铁一过去，人们就把炉子拆得光光的，地面压得平平的，使得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但是还是有一些踪迹可循，在院子里一些偏僻地方，在杂草中间可以找到一些砖堆，那些砖头上满是凝固了的气泡，黑色的瘤子，就像海边那些长满了藤壶、牡蛎壳的礁石——这说明凉快的炉子也能把砖头烧坏。这些怪诞的砖头给人以极深的印象。像这种东西，我在那个画廊里也找到了。像这样的记忆我们人人都有，只是没有人提也没有人来画，所以我们把它们都淡忘了。我想起这些事，说明了我身上有足够当一位画家的能量。而且像我这样一个有如此怪诞童年的人，除了当个画家，实在也想不出当什么更合适。但我没当成画家，因为我是色盲。这一点在我二十六岁以前没有人知道，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说明我根本算不上色盲，顶多有点色弱罢了。但是医生给检查出来了。因此我没有去搞艺术，转而学数学了。
三
厂里有一座高塔，王二就在塔顶的房子里磨豆浆。后来他不在豆腐厂了，还常梦见那座塔。如果让弗洛伊德来说的话，这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雪白的豆浆老是从塔顶上下来，流到各车间去。豆浆对于豆腐厂就像自来水对一座城市一样重要。其实根本用不着弗洛伊德，大家都知道那个塔像什么，有人说：咱们厂的那个塔像denjiu，这就是说，这座塔上该穿条裤衩了。通到塔上去的梯子是爬烟筒的脚手梯，这是因为在塔上工作的都是男青工。送豆浆的管道都架半空中和房顶上，顺着它他们和豆浆一样在厂里四通八达，所以他也很少下地来，这叫人想起已故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在树上攀援的男爵》——这位作家的作品我是百读不厌。老鲁在地下看了这种景象，就扯破了嗓子嚷嚷，让王二下来。但是王二不理她，这是因为冷天管子不是冻就是堵，他正赶去疏通。她看到王二从跨越大院的管道上走过时，总抱着一线希望，指望王二会失足掉下去，被她逮住。但是他在上面已经走了好几年了，从未失足。就是偶尔失掉平衡，顶多也就是走出几步像投保龄球那样的花步，离掉下去还远着哪。假如她能做到，一定会拣煤块来打他。但是在大冬天里，一位穿中式棉袄的胖女人又能把石块扔到多高呢？她所能干成的最有威慑力的事就是拿了掸房顶的长竿鸡毛掸子来捅他的腿，王二只好退回原来的房顶上去。但是过了不一会儿，就会有人在对面车间里拼命地敲管子，高喊道豆浆怎么还不来。在这种情况之下老鲁只好收起长竿让他过去——不管怎么说，她也是厂里的革委会主任，不敢干得太过分，让厂里造不出豆腐。而豆腐能否造出来，就取决于王二能否走过去，疏通管道，使豆浆流过去。除了对老鲁，王二和厂里每个人都说过，他没画过那些画。本来王二也可以对老鲁说这番话，但是他没有勇气站到她面前去。他想，反正她也逮不住我，就让她在下面嚷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