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同龄人一样，有过各种遭遇。有一阵子，我是黑五类（现在这名字是指黑芝麻、黑米等，当时是指人），后来则被发现需要再教育，就被置于广阔天地之中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再后来回到城里，成了工人阶级，本来可以领导一切，但没发现领导了谁。再以后千辛万苦考上了大学，忽而慨然想到：现在总算是个臭老九了——以后的变化还多，就不一一列举。总而言之，人生在世，常常会落到一些“说法”之中。有些说法是不正确的，落到你的头上，你又拿它当了真，时过境迁之后，应该怎样看待自己，就是个严肃的问题。这件事让中国人一说太过复杂（我就是中国人，所以讲得这样复杂），美国人说起来简单：这不就是当了回傻×吗？
傻×（asshole）这个词，多数美国人是给自己预备的。比方说，感觉自己遭人愚弄时，就会说：我觉得自己当了傻×（I feel like anasshole）！心情不好时更会说：我正捉摸我是哪一种傻×。自己遭人愚弄，就坦然承认，那个×说来虽然不雅，但我总觉得这种达观的态度值得学习。相比之下，国人总不肯承认自己傻过，仿佛这样就能使自己显得聪明；除此之外，还要以审美的态度看待自己过去的丑态。像这种傻法，简直连×都不配做了。
本文的目的是想谈谈我的心路历程。像这样说美国人的好话，有民族虚无主义之嫌，会使该历程的价值大减。其实我想要说的是，承认自己傻过，这是一种美德，而且这种美德并不是洋人教给我的。年轻时我没有这种美德，总觉得自己很聪明，而且永远很聪明，既不会一时糊涂，也不会受愚弄。就算身处逆境，也要高声吟道：天生我材必有用——也不怕风闪了舌头。忽一日，到工厂里学徒，拜刘二为师，学模具钳工，顺便学会了这种美德。这种美德出于中国哲人的传授，又会使它价值大增。这位哲人长了一双牛一样的眼睛，胡子拉碴，穿着不大干净。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听见他在班组里高谈阔论道：我是傻×。对这个论断，刘师傅证明如下：师傅加师母，再加两位世兄，全靠师傅的工资养活，这工资是三十五块五，很不够用，想不出路子搞钱，所以他是傻×。假如你相信是你自己，而不是别人，该为家庭负责，就会相信这个结论。同理，脑袋扛在肩上，是自己的，也该为它负责，假如自己表现得很傻，就该承认。假如这世上有人愚弄了我，我更是心服口服：既然你能耍了我，那就没什么说的——我是傻×。人生在世有如棋局，输一着就是当了回傻×，懂得这个才叫会下棋。假如我办了什么傻事被你撞见了，你叫我傻×，我是不会介意的。但我不会说别人是傻×，更不会建议别人也说自己是傻×，我知道这是个忌讳。
我现在有了一种二十岁时没有的智慧。现在我心闲气定地坐在电脑面前写着文章，不会遭到任何人的愚弄，这种状态比年轻时强了很多。当时我被人塞了一脑子的教条，情绪又受到猛烈的煽动，只会干傻事，一件聪明事都办不出来。有了前后两种参照，就能大体上知道什么是对的。这就是我的智慧：有这种智慧也不配叫做智者，顶多叫个成年人。很不幸的是，好多同龄人连这种智慧都没有，这就错过了在我们那个年代里能学会的唯一的智慧——知道自己受了愚弄。
明星与癫狂
笔者在海外留学时，有一次清早起来跑步，见到一些人带着睡袋在街头露宿。经询问，是大影星埃迪·摩菲要到这座城市来巡回演出，影迷在等着买票。摩菲的片子我看过几部，觉得他演得不坏。但花几十块钱买一张票到体育场里看他，我觉得无此必要，所以没有加入购票的行列，而是继续跑步，这样我就在明星崇拜的面前当了一回冷血动物——坦白地说，我一直是这样的冷血动物。顺便说一句，那座城市不大，倒有个很大的体育馆，所以票是富余的，白天也能买到，根本用不着等一夜。而且那些人根本不是去等买票，而是终夜喝啤酒、放音乐、吵闹不休，最安静的人也在不停地咯咯傻笑，搞得邻居很有意见。凭良心说，正常人不该是这个样子。至于他们进了体育馆，见到了摩菲之后，闹得就更厉害，险些把体育馆炸掉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排队买票时是在酝酿情绪，以便晚上纵情地闹。此种情况说明，影迷（或称追星族）是有计划、有预谋地把自己置于一场癫狂之中。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每有美式足球比赛，或是摇滚歌星的演唱会，就会有人做出这种计划和预谋。当时我很想给埃迪·摩菲写封信，告诉他这些人没见到他时就疯掉了，以免他觉得这么多人都是他弄疯的，受到良心的责备。后来一想，这事他准是知道的，所以就没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