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福尔斯那样的人，现在该写点啥？我总禁不住想向《红楼梦》开火。其实我还有更大的题目，但又不想作死——早几年兴文化衫，有人在胸口印了几个字：“活着没劲”，觉得自己有了点幽默感，但所有写应景文章的人都要和这个人玩命，说他颓废——反讽别的就算了吧，这回只谈文学。曹雪芹本人不贫，但写各种“后梦”的人可是真够贫的。然后又闹了小一个世纪的红学。我觉得全中国无聊的男人都以为自己是贾宝玉，以为自己不是贾宝玉的，还算不上是个无聊的男人。看来我得把《红楼梦》反着写一下——当然，这本书不会印出来的：刚到主编的手里，他就要把我烤了。罪名是现成的：亵读文化遗产，民族虚无主义。那位圣徒被烤的故事在我们这里，也不能那样讲，只能改作：该圣徒在烤架上不断高呼“我主基督万岁”、“圣母玛利亚万岁”、“打倒异教徒”，直至完全烤熟。连这个故事也变得很没劲了。
长虫·草帽·细高挑
近来买了本新出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这本书我小时候很爱看，现在这本是新译的——众所周知，新译的书总是没有老版本好。不过新版本也不是全无长处，篇首多了一篇吐温瞎编的兵工署长通告，而老版本把它删了。通告里说：如有人胆敢在本书里寻找什么结构、道德寓意等等，一律逮捕、流放，乃至枪毙。马克·吐温胆子不小，要是现在国内哪位作家胆敢仿此通告一番：如有人敢在我的书里寻找文化源流或可供解构的东西，一律把他逮捕、流放、枪毙，我看他会第一个被枪毙。现在各种哲学，甚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点，都浩浩荡荡杀入了文学的领域。作家都成了文化批评的对象，或者说，成了老太太的尿盆——挨呲儿的货。连他们自己都从哲学或人类学上给自己找写作的依据，看起来着实可怜，这就叫人想起了电影《霸王别姬》里张丰毅演的角色，屁股上挨了板子，还要说：打得好，师傅保重。哲学家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种情形既然出现了，就必然有它的原因；再说，批评也是为了作家好。但我现在靠写作为生，见了这种情形，总觉得憋气。
我家乡有句歇后语：长虫戴草帽，混充细高挑——老家人以为细高挑是种极美丽的身材，连长虫也来冒充。文化批评就是揭去作家头上的草帽，使他们暴露出爬行动物的本色。所谓文学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文化——这是一种特殊的混沌，大家带着各种丑恶的心态生活在其中。这些心态总要流露出来，这种流露就是写作——假如这种指责是成立的，作家们就一点正经的都没有，是帮混混。我不敢说自己是作家，也不认识几个作家，没理由为作家叫屈。说实在的，按学历我该站在批评的一方，而不是站在受批评的一方。但若说文学事业的根基——写作——是这样一种东西，我还是不能同意。
过去我是学理科的。按照C.P.格林的观点，正如文学是文学家的文化，科学也是科学家的文化。对科学的文化批评尚未兴起，而且我不认为它有可能兴起。但这不是说没人想要批评科学。人文学者，尤其是哲学家，总想拿数学、物理说事，给它们若干指导。说归说，数学家、物理学家总是不理，说得实在外行时，就拿它当个笑话讲。我当研究生时，有位著名的女人类学家对统计学提出了批评，说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高深。很显然，这位女士想要“解构”数学的这一分支。上课之前老师把这批评给大家念了念，师生一起捧腹大笑，其乐也融融——但文学家很少有这种欢笑的机会。数学家笑，是因为假如一个人不演算，也不做公式推导，哪怕你后现代哲学懂得再多，也没有理由对数学说三道四；但这句话文学家就不敢说。同样是文化，怎么会有这种不同的境遇呢？这原因大家恐怕都想到了：文学好像人人都懂，而数学，则远不是人人都懂得。
罗素先生说得好：人人理应平等，实际上却远不是这样——特别是人与人有知识的差别。这一点在大学里看得最明白：搞科学哲学的教授，尽管名声很大，实际上见了学物理的研究生都要巴结，而物理学家见了数学家，气焰也要减几分，因为就连爱因斯坦都有求职业数学家帮忙的时候。说起一门学问，我会你不会，咱俩就没法平等。看起来，作家们必须从反面理解这种差别：他要巴结的不仅是文艺批评家、文艺理论家，还有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要包括每一个文科毕业的学生——只要该学生不是个作家，因为不管谁说出句话来，你听不懂，就只好撅屁股挨打，打你的人火气还特大，我总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头。假如挨两下能换来学问，也算挨得值，但就怕碰上蒙事、打几下便宜手的人。我知道一句话，估计除了德宏州的景颇人谁也听不懂：呜！阿靠！卡路来！似乎批评家要想知道意思也得让我打两下，但我没这么坏，不打人也肯把意思说出来，这话是我插队时学来的，意思是：喂，大哥，上哪儿去呀？就凭一句别人听不懂的景颇话打人，我也未免太心黑了一点——那也没有凭几句哲学咒符打人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