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事情证明我是瞎操心。晚上吃忆苦饭，指导员带队，先唱“天上布满星”，然后开饭。有了这种气氛，同学们见了饭食没有活撕了我，只是有些愣头青对我怒目而视，时不常吼上一句：“你丫也吃！”结果我就吃了不少。第一口最难，吃上几口后满嘴都是麻的，也说不上有多难吃。只是那些碎稻壳像刀片一样，很难吞咽，吞多了嘴里就出了血。反正我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自然没有闯不过去的关口。但别人却在偷偷地干呕。吃完以后，指导员做了总结，看样子他的情况不大好，所以也没多说。然后大家回去睡觉——但是事情当然还没完。大约是夜里十一点，我觉得肠胃搅痛，起床时，发现同屋几个人都在地上摸鞋。摸来摸去，谁也没有摸到，大家一起赤脚跑了出去，奔向厕所，在北回归线那皎洁的月色下，看到厕所门口排起了长队……
有件事需要说明，有些不文明的人有放野屎的习惯，我们那里的人却没有。这是因为屎有做肥料的价值，不能随便扔掉。但是那一夜不同，因为厕所里没有空位，大量这种宝贵的资源被抛撒在厕所后的小河边。干完这件不登大雅之事，我们本来该回去睡觉，但是走不了几步又想回来，所以我们索性坐在了小桥上，聊着天，挨着蚊子咬，时不常地到草丛里去一趟，直到肚子完全出清。到了第二天，我们队的人脸色都有点绿，下巴有点尖，走路也有点打晃。像这个样子当然不能下地，只好放一天假。这个故事应该有个寓意，我还没想出来。反正我不觉得这是在受教育，只觉得是折腾人——虽然它也是一种生活。总的来说，人要想受罪，实在很容易，在家里也可以拿头往门框上碰。既然痛苦是这样简便易寻，所以似乎用不着特别去体验。
皇帝做习题
明末清初，有批洋人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来在朝廷里做了官。其中有人留下了一本日记，后来在中国出版了。里面记载了一些有趣的事，包括他们怎么给中国皇帝讲解欧氏几何学：首先，传教士呈上课本、绘图和测绘的仪器，然后给皇上讲一些定理，最后还给皇上留了几道习题。等到下一讲，首先讲解上次的习题——《张诚日记》里就是这么记载的，但这些题皇上做了没有，就没有记载。我猜他是做了的，人家给你出了题目，会不会的总要试一试。假如皇上不是这样的人，也不会请人来讲几何学。这样一猜之后，我对这位皇上马上就有了亲近之感：他和我有共同的经历，虽然他是个鞑子，又是皇帝，但我还是觉得他比古代汉族的读书人亲近。孔孟程朱就不必说了，康梁也好，张之洞也罢，跟我们都隔得很远。我们没有死背过《三字经》、《四书》，他们没有挖空心思去解过一道几何题。虽然近代中国有些读书人有点新思想，提出新口号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我恐怕什么叫做“西学”，还是鞑子皇帝知道得更多些。
我相信，读者诸君里有不少解过几何题。解几何题和干别的事不同，要是解对了，自己能够知道，而且会很高兴。要是解得不对，自己也知道没解出来，而且会郁郁寡欢。一个人解对了一道几何题，他的智慧就取得了一点实在的成就，虽然这种成就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个人来说，这些成就绝不会毫无意义。比尔·盖茨可能没解过几何题，他小时候在忙另一件事：鼓捣计算机。《未来之路》里说，他读书的中学里有台小型计算机，但它名不副实，是个像供电用的变压器似的大家伙。有些家长凑钱买下一点机时给孩子们用，所以他有机会接触这台机器，然后就对它着了迷。据他说，计算机有种奇妙之处：你编的程序正确，它绝不会说你错。你编的程序有误，它也绝不会说你对——当然，这台机器必须是好的，要是台坏机器就没有这种好处了。
如你所知，给计算机编程和解几何题有共通之处：对了马上能知道对，错了也马上知道错，干干脆脆。你用不着像孟夫子那样，养吾浩然正气，然后觉得自己事事都对。当然，不能说西学都是这样的，但是有些学问的确有这种好处，所以就能成事。成了事就让人羡慕，所以就想以自己为体去用人家——我总觉得这是单相思。学过两天理科的人都知道这不对，但谁都不敢讲。这道理很明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怎么成呢。
解几何题和编程序都是对自己智力的考验。通过了考验（解对了一道题或者编对一段程序），有种大便通畅似的畅快之感。我很希望中国的皇帝解过习题，而且还解对了几道。假如是这样，皇帝和我们就有了共同的体验，可以沟通了。编程也好，解几何题也罢，一开始时，你总是很笨的。不用蒙师来打手板，也不用学官来打屁股，你自己心里知道：程序死在机器里，题也做不出来，不笨还能说是很聪明的吗？后来程序能走通，题目也能做出来，不光有大便通畅之感，还感觉自己正在变得聪明——人活在世界上，需要这样的经历：做成了一件事，又做成一件事，逐渐地对自己要做的事有了把握。从书上看到，有很多大学问家都有这样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