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写了女同性恋。《红杜鹃》里也写到了同性恋，女主人公和一位女指导员爱得发昏，想要做爱，又不知怎么下手，就说：“让我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吧”——当时人们疯不疯傻不傻的劲头全都跃然纸上，这一笔很成功。相比之下，《私人生活》中禾寡妇和倪拗拗搞的那些事，倒让人看不懂了。拙劣的场面描写夹杂着一些没来由的感慨，倒像出自中学生的手笔。而《私人生活》中异性恋比同性恋写得还坏，举例来说，主人公倪拗拗和T老师初次发生性关系，是在一个叫做“阴阳洞”的地方，这个地名叫人想起了地摊上署名“黑松林”的下流读物。这地方看上去像个墓穴，实际上却是个餐厅；在干那件事之前，先吃了十道大菜，其中包括猴子的腿……干完之后，又来上一段哲学思辨。我不知别人感觉如何，反正我没猜出这么写用意何在。
就小说而论，我以为《私人生活》写简明些好。主人公倪拗拗是个自恋倾向很重的人，似应着重写她的内心世界，她的感觉，写她无法实现的想入非非。小说里有一笔写她单恋尼克松，就比较自然，一直这样写就好了。而把所有女人的性别意识都套在她一个人头上，当然无法收拾。主人公进了精神病院，这是感情逻辑的破产。一个感情不能自圆其说，非进精神病院不可的人物，叫人无法认真对待；这主要是因为我扪心自问，觉得自己还没有疯。
其实，我对此书的附录——陈染的访谈录——更感兴趣。这篇短文比整本小说都好读。陈染对小说的很多看法我都赞成，只有对卡夫卡的看法例外。陈染说，她觉得和卡夫卡气质相近，我觉得不然。卡夫卡虽然抑郁，但他的抑郁里没有自恋的成分——他说，每个障碍都能克服我。他的问题是悲观绝望。这种情绪和过度自恋造成的抑郁不是一回事——不能把所有的气质都往自己身上扯。在访谈结束时，谈到了女性写作的文化角度。我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这主要是因为，一种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正在泛滥，一直蔓延到了文学的领域。
文化人类学有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主张尊重各种文化特异性。假如真有一种女性的文化角度，我们也该尊重它的特异性。如陈染所说，女作家可以在男人性别停止之处开始思索，假如这是真的，我们就有指望读到些独特的好作品。但就《私人生活》而论，我有理由说，我的指望落空了。现在我觉得《私人生活》不好，陈染会说，这是男性心中的偏见。假如我说这书好看至极，她就不会在意我是个男性。这样等于立起了个单向的闸门：颂扬的话能通过，批评的话就通不过。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件事的不合理之处：女作家的作品，男人只能赞美，这种赞美就没了意义。假如女性文学意味着对文学作这样的分割，那就没什么意思。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在文学领域也不可滥用，它会把文学割碎。当然，对于女性文学，我也不是完全的取消派。女作家写性别意识，只要能写好，我就赞成。
另外一方面，作者写出文学未曾表现的一种文化特异性，会是有趣的，但又不一定会好。举例来说，假设有种肉冻似的海洋生物有思维的能力，在大海中漂浮了亿万年。我们把它们中的一个捞了出来，放进鱼缸，给它一支笔，可以想见，它能写出些有趣的东西，但未见得好，虽然它们在陆生动物停止的地方开始思考，也不见得是好小说家。除非它对文学有些了解，有一些写作的经验——假如我们承认有好和坏，那么就必须承认在文化的特异性之外，还有一个统一的文学标准，由这个标准来决定作品的好和坏。我对女权主义的理论和文化人类学还有些了解，我的看法是：这些学问不能教给我们如何写作。通过写作可以改变自我，这就是说，真正能教我们如何写作的，却是写作自身。
从《赤彤丹朱》想到的
翻开张抗抗的《赤彤丹朱》，马上就想到了尤瑟纳尔的《虔诚的回忆》和《北方档案》。这几本书大体是同一个路数。我虽然是尤瑟纳尔赤诚的崇拜者，对《北方档案》却一点都不喜欢——我喜欢尤瑟纳尔的《一弹解千愁》、《东方奇观》；假如尤瑟纳尔没写过《虔诚的回忆》、《北方档案》，我的感觉能好一些。这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尤瑟纳尔是位小说家，我更希望她写小说，而不希望她写史或纪实一类的东西。当然，我对写史和纪实也无偏见，只要它写得好。张抗抗的书以前没有读过，对她并无这种先入之见。但不管怎么说吧，照我的个人判断，《赤彤丹朱》不属小说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