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阿姨？”我不知道他在说谁。
“就是刚才走在我后面的。”
我才想起来那个在田埂上的年轻女子，她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一点也没有觉察，当时我正紧张地想逃避王立强。我摇摇头后，王立强说：
“我也不认识她。”
他继续说：“我叫住了你，回头一看竟然后面还有一个人。”
他脸上吃惊的神气十分有趣，把我逗得咯咯直笑。
快要到家的时候，王立强蹲下身体悄声对我说：
“我们不要说是去乡间了，就说是在胡同口碰上的，要不她就会不高兴。”
我当时高兴极了，我也不愿意让李秀英知道我放学后又贪玩了。
可是半年以后，我又一次看到了王立强和那位年轻的女子在一起，这一次我就很难认为他们互不相识了。在王立强发现我之前，我就逃之夭夭。后来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苦思冥想，十一岁的我已经能够费力地用自己的脑袋去想事情了。我逐渐明白了王立强和那个女人之间含含糊糊的关系，我突然吃惊地感到王立强是那么下流，但当我站起来走回家中后，我却是保持了缄默。我很难找出当时保持缄默的全部原因，但有一点我至今记得，当我想到要把这事告诉李秀英时，我突然恐惧得颤抖起来。我成年以后，还常常会出现这样幼稚的想法，如果我当时将这事告诉了李秀英，李秀英苍白无力的疯狂，也许恰恰会阻止王立强因此而送命。
缄默使我后来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在我认为应当遭受处罚的时候，我对王立强的威胁，使我可能逍遥罚外。
那个安放在收音机上端的小酒盅，最后还是让我给打碎了。我拖地板时一转身，拖把柄将酒盅扫落在地，就这么被打碎了。那个贫困家中唯一的装饰品，破碎时的声响让我经历了长时间的战栗。王立强会像拧断一根黄瓜一样，咔嚓一声拧断我的脖子。
虽然这是刚来这里时的恐惧，我也知道他不会拧断我的脖子，但他盛怒的模样和对我严厉的处罚，却是我即将接受的事实。我用自己童年的挣扎，来摆脱这个厄运，我要先去威胁王立强。当时在另一个房间的李秀英没有注意到这一切，我悄悄收起破碎的酒盅，将它们放入簸箕。然后在王立强下班回来时，由于激动和紧张，我突然哭了。王立强吃惊地蹲下身体问我：“怎么啦？”
我向他发出了哆嗦的威胁：
“你要是揍我，我就把你和那个阿姨的事说出来。”
王立强脸色当时就白了，他摇着我的身体反复说：
“我不会揍你的，我为什么要揍你呢？”
我这才告诉他：
“我把酒盅打碎了。”
王立强先是一愣，继而就明白我的威胁因何而起了，他脸上出现了微笑，他说：
“那个酒盅我早就不要啦。”
我将信将疑地问他：
“你不揍我啦？”
他给予了我肯定的回答，于是我完全放心了，为了报答他，我凑近他耳朵说：
“我不会说那个阿姨的。”
那天傍晚，吃过晚饭以后，王立强拉着我的手在街上走了很久。他不停地和一些熟人打招呼，我当时不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和王立强一起散步，当时我是那样迷恋落日挂在两旁屋檐上的余晖。我的兴致感染了他，他给我讲了很多他小时候的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到十五岁时穷得经常光屁股。那时他叹息地对我说：“人不怕穷，就怕苦啊。”
后来我们在桥畔坐了下来，那一次他长久地望着我，接着忧虑地说：
“你是个小妖精。”
然后他换了一种口气：
“你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我十二岁那年秋天，刘小青的哥哥，那位我极其崇拜的吹笛手，患急性黄疸肝炎死去了。
那时候他已不是游手好闲的大孩子，而是一个插队的知青了。可他依然戴着鸭舌帽，将笛子插在上衣口袋里，听说他和两个船上人家的女儿在一起插队，那两个强壮的姑娘几乎同时喜欢上了他。他的笛子吹得那么美妙，在乡间寂寞的夜晚怎能不令她们感动。但是那里的生活使他难以忍受，他经常回到城里，坐在自己的窗口吹着笛子，在我们放学回家时，他就会吹出卖梨膏糖的小调，他喜欢看我们奔跑过去的傻样，不愿意回到乡间那个使他生命感到窒息的地方，虽然有两个姑娘编好了爱情的丝网恭候着他。
最后一次回来他住的时间可能是过长了一点。他那怒气冲冲的父亲整天训斥他，要把他赶回乡下去。有几次我从他家窗前经过，听到了他哭泣的声音。他是那么可怜巴巴地告诉父亲，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不想吃东西，更不能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