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没有见过国庆的母亲，有一次我们三人在旧城墙上玩耍，挥舞着柳枝在黄色的泥土上奔跑，用呐喊布置出一场虚构中的激战。后来我们疲惫不堪地坐了下来，是刘小青突然问起了国庆的母亲。国庆说：
“她到天上去了。”
然后他指了指天空：
“老天爷在看着我们。”
那时的天空蓝得令人感到幽深无底，天空在看着我们。三个孩子被一种巨大的虚无笼罩着，我内心升起一股虔诚的战栗，辽阔的天空使我无法隐藏。我听到国庆继续说：
“我们做什么，老天爷都看得一清二楚，谁也骗不了它。”
对国庆母亲的询问，所引发出来对天空的敬畏，是我心里最初感到的束缚。直到现在，我仍会突然感到自己正被一双眼睛追踪着，我无处可逃，我的隐私并不安全可靠，它随时面临着被揭露。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和国庆出现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争吵的话题是如果用麻绳将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弹绑起来爆炸，地球会不会被炸碎。这个问题最先来自于刘小青，他想出用麻绳捆绑原子弹，让我现在写下这些时不由微微一笑。我清晰地记起了当初刘小青说这话时的神态，他是将快要掉进嘴巴的鼻涕使劲一吸，吸回到鼻孔后突发奇想说这番话的。他吸鼻涕的声音十分响亮，我都能感觉到鼻涕飞入他鼻孔时滑溜溜的过程。
国庆支持了刘小青，他认为地球肯定会被炸碎，最起码也会被炸出一个可怕的大洞。那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被一阵狂风刮得在天上乱飞乱撞，而且有一种吓人的嗡嗡声。就像我们的体育老师那样，鼻子上有洞，说起话来嗡嗡的有着北风呼啸的声响。
我不相信地球会被炸碎，就是一个大洞我也认为不可能。我的理由是原子弹是由地球上的东西做成的，原子弹小地球大，大的怎么会被小的炸碎？我激动地质问国庆和刘小青：
“你们能打败你们爹吗？打不败。因为你们是你们爹生的。你们小，你们爹大。”
我们都无法说服对方，于是三个孩子走向了张青海，那个打毛衣的男老师，指望他能够作出公正的判决。那是冬天的中午，我们的老师正坐在墙角里晒太阳，他织毛衣的手滑来滑去，像女人的手一样灵巧。他眯着眼睛听完我们的讲叙后，软绵绵地训斥道：
“这是不可能的。全世界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怎么会把原子弹绑在一起爆炸？”
我们争论的是科学，他却给了我们政治的回答。于是我们只能继续争吵，到后来成了攻击。我说：
“你们懂个屁。”
他们回报我：
“你懂个屁。”
我那时被怒气冲昏了头脑，向他们发出很不现实的威胁，我说：
“我再也不理你们啦。”
他们说：
“谁他娘的要理你。”
此后的时间里，我必须为自己不负责任的威胁承担后果。国庆和刘小青正如他们宣告的那样，不再理睬我。而我在实现自己的威胁时，却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是两个人，我只是一个人，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们可以坚定地不理我，我则是心慌意乱地不理他们。我开始独自一人了，我经常站在教室的门口，看着他们在操场上兴奋地奔跑。那时我的自尊就要无情地遭受羡慕的折磨。我每天都在期待着他们走上前来与我和好如初，这样的话我既可维护自尊，又能重享昔日的欢乐。可他们走过我身旁时，总是挤眉弄眼或者哈哈大笑。显而易见，他们准备长此下去，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丝毫损失。对我就完全不同了，放学后我孤单一人往家走去时，仿佛嘴中含着一颗楝树果子，苦涩得难以下咽。
过久的期待使我作为孩子的自尊变得十分固执，另一方面想和他们在一起的愿望又越来越强烈。这两种背道而驰的情感让我长时间无所适从后，我突然找到了真正的威胁。
我选择了国庆回家的路上，我飞快地跑到了那里，等着他走来。国庆是一位骄傲的同学，他看到了我时摆出一副坚决不理睬的样子。而我则是对他恶狠狠地喊道：
“你偷了你爹的钱。”
他的骄傲顷刻瓦解，我的同学回过头来冲着我喊叫：
“我没有，你胡说。”
“有。”
我继续喊道。然后向他指出就是那次他向父亲要五分钱，结果却拿了一角钱的事。
“那五分钱可是为你拿的呀。”他说。
我可不管这些，而是向他喊出了威胁中最为有力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