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原因，恐怕是我从一开始就刻意将自己是“日本作家”的事束之高阁，与美国作家站在同一个擂台上。我自己寻觅译者，委托他们翻译，再亲自核对译文，然后将译成英文的稿件拿给代理，请她卖给出版社。如此一来，无论是代理还是出版社，都能按照对待美国作家的态度来对待我。也就是说，我不再是一个用外语写小说的外国作家，而是与美国作家站在同一个竞技场上，按照和他们相同的规则去竞技。我首先稳稳当当地设定了这样一个体系。
决定这么做，是因为与宾奇第一次见面时，她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无法受理不能用英语阅读的作品。”她要自己阅读作品，判断其价值，然后再开始工作。自己阅读不了的作品就算拿到手里，也无法开启工作。作为一个代理，这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决定先准备好足以令人信服的英文译本。
日本和欧洲的出版界人士常常说这样的话：“美国的出版社奉行商业主义，只关注销售业绩，不愿勤勤恳恳地培养作家。”虽然还说不上是反美情绪，却让人屡屡感受到对美式商业模式的反感（或缺乏好感）。的确，如果声称美国出版业根本没有这种情况，那当然是说谎。我就遇到过好几位美国作家，他们都抱怨说：“无论是代理还是出版社，书卖得好的时候把你捧上天，一旦卖不动了就冷若冰霜。”确实有这一面，但也并非只有这一面。我曾多次亲眼目睹过代理和出版社不计眼前得失，对称心的作品和看好的作家倾注全力。在这种情况下，编辑个人的好恶和激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依我看，这种情形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大致相同吧。
依我所见，不论在什么国家，愿意从事出版工作、想当编辑的人原本都是爱书人。就算在美国，一心只想大把赚钱大把花钱的人，大概也不会来出版业就职。那些人不是去华尔街（金融业），就是去麦迪逊大街（广告业）了。特殊例子另当别论，出版社的薪水一般都算不上高薪，因此在那里工作的人多少都有一种自负、一种气概：“我就是因为爱书，才从事这份工作的。”一旦有作品正合心意，就会不计得失，全心投入拼命工作。
我曾经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和波士顿）住过一段时间，与宾奇、盖瑞和萨尼有些私交，关系亲密起来。大家分住异地，相隔遥远，但长年累月地一起共事，还是会时不时见面闲聊，一起吃饭。这种情况在哪个国家都一样。把一切托付给代理，几乎从不和责编见面，抛下一句“这个嘛，你们看着办好了”，这种全部推给人家的态度，会导致原本应该顺利运转的东西都转不动了。当然，假如作品有绝对的实力，那倒也无所谓。不过平心而论，我没有那般自信，再加上天生的秉性，不论什么事，“只要自己能做到，就尽量自己去做”，所以尽可能亲力亲为。在日本出道时曾经做过的事情，再到美国重新来一遍。四十几岁的人，竟又一次重新回归到“新人状态”。
我如此积极地开拓美国市场，很大原因就是此前在日本遇到过种种不太开心的事儿，让我切身感受到“就这样在日本拖拖沓沓地混日子，也不是办法”。当时正值所谓“泡沫经济时代”，要在日本作为一个写东西的人生活下去，也并非什么艰难的事。日本人口超过一亿，几乎全都能阅读日语，也就是说基础阅读人口相当多。再加上日本经济势头雄劲，令世人瞠目结舌，出版界也呈现出一片盛况。股票只升不降，房地产价格高涨，世间钱多得要溢出来，新杂志接连不断地创刊，杂志想要多少广告就有多少广告送上门来。作为写作的人，最不缺的就是稿约。当时还有许许多多“美味诱人的工作”。甚至曾经有过这样的约稿：“这地球上不管什么地方，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经费您想花多少就花多少，游记您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还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先生向我发出奢华的邀请：“上次我在法国买了一座城堡，您在那儿住个一年半载，优哉游哉地写小说怎么样？”（这两个提案我都礼貌地拒绝了。）如今回想起来，那简直是个难以置信的时代。即使堪称小说家主食的小说销路欠佳，单凭这种美味诱人的“小菜”就足以生活下去了。
然而，对于眼看将年届四十（也就是处于作家至关重要的时期）的我来说，这却不是值得欢欣的环境。有个词儿叫“人心浮动”，就是这样，整个社会闹哄哄的，浮躁不安，开口三句离不开钱，根本不是能安心静坐、精打细磨地写长篇小说的氛围。待在这种地方，也许不知不觉就被宠坏了——这样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强烈。我想把自己放进更紧张一点的环境中，开拓新的疆域，尝试新的可能性。我开始萌生出这样的念头，所以在八十年代后半期离开了日本，生活的中心转移到了外国。那是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出版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