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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业是小说家(23)

作者:村上春树

总体说来,如今这世界似乎急于追求黑白分明的判断。当然,我也认为不应该什么事情都往后拖:“留待下次吧,以后再说。”恐怕有些事情必须先拿出个结论来。举两个极端的例子,“战争是开打还是不打?”“核电站明天是启动还是不启动?”这样的事情,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尽快明确立场,不然很可能惹出天大的祸事。然而,这类急如星火的事态注定不那么频繁。如果从收集信息到提出结论的时间越缩越短,人人都成为新闻评论员或评论家,社会将变得刻板呆滞、缺乏宽容,甚至变成非常危险的地方。问卷调查中常常有“两者皆否”的选项,可我总在想,如果有个“眼下两者都不好说”的选项,其实也挺好。

嗯,社会归社会,姑且不问。总之,我觉得立志当小说家的人不该迅速得出结论,而应该尽量原封不动地收集和积攒素材。要在自己身上找出大量存储这类原材料的“余地”。 虽说是“尽量原封不动”, 但也不可能将眼前一切都原原本本地牢牢记住。我们的记忆容积有限,因此需要最低限度的工序,即信息处理之类的东西。

更多的情况下,我主动存储在记忆里的,是某个事实(某位人物、某种现象)中兴味盎然的细节。因为要巨细无遗、原模原样地记下来十分困难(不如说,就算当时记下来了,不久也会忘掉),所以我留心提取出几个单独的细节,用便于回想起来的形式留存在脑袋里。这就是我说的“最低限度的工序”。

那是怎样的细节呢?是会让人“咦?”地生出兴趣的细节。可能的话,最好是无法巧加说明的东西。如果不合道理,或者条理上有微妙的分歧,或者令人心生疑窦,甚至神秘怪异,就更无话可说了。收集这样的东西,贴上简单的标签(注明日期、场所、状态),再好好地保存在脑海里。说起来就是收藏在大脑中的私人档案柜抽屉里。当然也可以准备一个专用笔记本,记在上面。而我喜欢直接记在大脑中。因为拿着笔记本走来走去的有些麻烦,而且一旦形成文字,往往便心安理得地抛到脑后。将各种东西一股脑儿扔进脑海里,该消失的消失,该留下的留下。我喜欢这种记忆的自然淘汰。

有一个故事我很喜欢。诗人保尔·瓦莱里采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时,问道:“您会不会随身携带一个记录灵感的笔记本?”爱因斯坦表面上非常平静,内心却十分惊讶,答道:“哦,没那个必要,因为灵感是难得一遇的事儿。”

的确,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自己也一样,很少遇到感叹“此刻手头有个笔记本该多好”的情况。而且,真正重要的事情一旦放进脑海里,是不可能那么轻易就遗忘的。

总而言之,写小说时至为珍贵的,就是这些取之不尽的细节宝藏。从我的经验来看,聪明简洁的判断和逻辑缜密的结论对写小说的人起不了作用,反倒是拖后腿、阻碍故事发展的情形多一点。然而,如果将保管在大脑档案柜里的形形色色未经整理的细节,根据需要原汁原味地编排进小说中去,连自己都会觉得震惊,故事竟变得自然而然、栩栩如生起来。

比如说是什么样子呢?

哎,一时想不出好例子来,但比如说,就像这个……你熟识的人里边,有人不知何故一生气就打喷嚏,一旦开始打喷嚏,就怎么也停不下来。我的熟人中并没有这样的人,但假定你的熟人中有。看到这样的人,你也许会想:“为什么呢?为什么一生气就要打喷嚏?”接着就运用生物学或心理学知识进行分析推测、设立假说。这当然也是一种处理方式,但我一般不这样思考问题。按我的大脑工作方式,往往是感叹一句“咦,还有这样的人”,便到此为止了。“不知是什么缘故,不过,世上也有这样的事啊。”于是砰的一下,将这件事“一股脑儿”记下来。我大脑的抽屉里收集了许多这般毫无脉络的记忆。

詹姆斯·乔伊斯曾经非常简洁地断言:“所谓想象力就是记忆。”此言极是,我完全认同詹姆斯·乔伊斯的观点。想象力千真万确就是缺乏脉络的记忆片段的结合体。这种说法在语义上似乎有些矛盾,“被巧妙组合起来的毫无脉络的记忆”会具备自己的直觉,具有预见性。它才应该成为故事正确的动力。

总之,我们的(至少是我的)脑袋里配备着这样的大型档案柜。一个个抽屉中塞满了形形色色作为信息的记忆。既有大抽屉,也有小抽屉,其中还有内设暗斗的抽屉。我一边写小说,一边根据需要拉开相应的抽屉,取出里面的素材,用作故事的一部分。档案柜里反正有数量庞大的抽屉,当我集中精力写小说时,哪里的哪一个抽屉中装着哪些东西,相关印象就会自动浮现在脑海里,眨眼间就能无意识地找到它的所在。平时忘却的记忆会自然而然地复苏。大脑进入这种畅通无阻的状态,是一件非常心旷神怡的事。换句话说,就是想象力游离了我的意志,开始立体地呈现出自由自在的行动。不用说,对身为小说家的我来说,收藏在脑内档案柜里的信息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丰富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