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具体说出下决心写小说的时刻，那是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下午一点半前后。那一天，在神宫球场的外场观众席上，我一个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观看棒球比赛。神宫球场距离我居住的公寓仅仅一步之遥，而我当时是个热情的“养乐多燕子队”支持者。天空中一丝儿云也无，风儿暖洋洋的，是个无可挑剔的阳春佳日。那时候的神宫球场外场上还没有设置坐椅，只是一面斜坡，长着一片绿草。我躺在草地上，啜饮着啤酒，不时仰面眺望天空，一边观看比赛。一如平日，观众不多。养乐多燕子队在主场迎战本赛季开幕战的对手——广岛鲤鱼队。记得养乐多燕子队的投手是安田。他是个五短身材、胖乎乎的投手，善投一手极难对付的变化球。安田第一局轻轻松松叫广岛的进攻线吃了个零蛋。接着，在第一局的后半场，第一击球手、刚从美国来的年轻的外场手迪布·希尔顿，打出了一个左线安打。球棒准确地击中了速球，清脆的声音响彻球场。希尔顿迅速跑过一垒，轻而易举地到达二垒。而我下决心道“对啦，写篇小说试试”，便是在这个瞬间。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晴朗的天空，刚刚回复了绿色的草坪的触感，以及球棒发出的悦耳声响。在那一刻，有什么东西静静地从天空飘然落下，我明白无误地接受了它。
我并没有野心要当一个小说家。我只是一心一意想写一篇小说，甚至连个具体的构思都没有，却觉得“现在，我大概能写出个像样的东西来”。回到家里，坐在书桌前——好，动手写啦！这时候才发现，我连一支正儿八经的钢笔都没有，于是去了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买回一沓稿纸，和一支一千多日元的水手牌钢笔。一笔小小的投资。
那是春天的事儿。到了秋天，一部二百来页、每页四百字的作品写完了。觉得心情甚是舒畅，但还不知道如何处理为佳，于是顺势投稿应征文学杂志的新人奖去了。甚至连复印件都没有拷贝一份，由此可知，我当时一定觉得如果落选，这篇稿子去向不明也无所谓。这，就是后来那部以《且听风吟》为名出版的作品。而当时我关切的，说是作品能否得见天日，毋宁说能否写完。
那年秋天，常败之将养乐多燕子队居然获得联赛冠军，进入总决赛，并且击败了阪急勇者队，勇夺全国总冠军。我紧张难捺，几度前去举行总决赛的后乐园球场观战——养乐多燕子队不曾预料真会夺冠，竟然将主场神宫球场的使用权转让给了六大学棒球联盟。那年秋天的事情我记忆犹新。晴好的天气日复一日，真是个美丽的秋季。天空澄澈高远，绘画馆前夹道成排的银杏树，比历年更显鲜艳明丽，闪耀着金色的光泽。对我来说，那是人生二十年代的最后一个秋天。
翌年初春，《群像》编辑部打来电话，告诉我“你的作品入围最后一轮评选”，当时我已然将应征新人奖一事忘到了爪哇国，因为每天的生活委实太忙碌。猛然一听这话，竟一时无法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如坠五里雾中：“啥？”总而言之，那部作品获得了新人奖，夏天还推出了单行本。对那本书的评价也算马马虎虎。我年届三十，懵懵懂懂、稀里糊涂、毫无预料地，就成了一名新进小说家。我自然惊愕不已，周围的人恐怕更诧异。
自那之后，我一面经营着店铺，一面写出了第二部不算太长的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其间还穿插着写了几个短篇小说，甚至还翻译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获得了芥川奖的提名，二者都曾被说成夺奖热门，然而最终均未得奖。但老实说，我觉得无甚大碍。得了奖，必然又是采访又是约稿，没完没了，应接不暇，只怕影响店铺的生意——我对这一点更为担心。
经营店铺——记账，检查进货，调整员工的日程；自己也钻进吧台后面调制鸡尾酒、烹制菜肴。深更半夜店铺打烊之后，再回到家里，坐在厨房的餐桌前写稿子，一直写到昏昏欲睡。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三年。我觉得自己活过了相当于普通人两倍的人生。当然，每个日子在肉体上都辛苦难熬。而一面写小说一面经营服务业，形形色色的麻烦也前来凑热闹。服务业是一种无法挑选来客的行当。不管来的顾客是什么人，只要不是太糟糕的，都得笑脸相迎，热情招呼：“欢迎光临！”出于这个缘故，我邂逅了千奇百怪的人物，也体验了难以想象的事情。在这样的生活中，我率真而积极地吸收了各色各样的东西。大体上说，我是本着向前看的态度，享受着新的人生和由此带来的新鲜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