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遗书什么的？”
“遗书有。”雨田说，“相当长的遗书留在他自己房间的书桌抽屉里。较之遗书，似乎更接近手记。上面绵绵不断写了继彦叔父战争中的体验。看过遗书的只有叔父的父母（即我的祖父母）、长兄和我父亲这四人。从维也纳回来的父亲看完后，遗书在四人的注视下烧了。”
我什么也没说，等他继续下文。
“父亲绝口不提遗书内容。”政彦继续道，“一切都作为家庭黑暗的秘密封存起来——打个比方——好比拴上铅坠沉入深深的海底。不过只有一次，父亲喝醉的时候对我讲了大致内容。那时我还是小学生，第一次得知有个自杀的叔父。至于父亲对我讲那番话是由于确实喝醉了而松开嘴巴，还是因为早有打算迟早告诉我，这不清楚。”
色拉盘子被撤掉，海螯虾意面端了上来。
政彦拿着餐叉，以严肃的眼神注视片刻，像是在检验为特殊用途制作的工具。而后说道：“喂，坦率地说，不太想边吃饭边讲这个话题。”
“那，讲别的好了！”
“讲什么？”
“尽可能远离遗书的。”
我们边吃意面边讲高尔夫。我当然没打过高尔夫，身边打过高尔夫的人也一个都没有。规则都几乎概不知晓。但政彦有工作上的应酬，近来常打高尔夫。也有解决运动不足这个目的。花钱买齐了用具，每到周末就去高尔夫球场。
“你肯定不知道，高尔夫这玩艺儿是彻头彻尾奇妙的游戏。那么变态的体育运动基本没有。同其他任何运动都毫无相似之处。甚至称为体育运动都好像相当勉强，我以为。然而奇怪的是，一旦习惯了它的奇妙，回头路就看不见了。”
他滔滔不绝讲起高尔夫比赛的奇妙性，披露了五花八门的奇闻逸事。政彦原本就是个会讲话的家伙。我一边高兴地听他讲一边吃饭，两人久违地谈笑风生。
意面盘撤下，咖啡端来后（政彦谢绝咖啡，又点了白葡萄酒），政彦返回原来话题。
“是说到遗书吧，”政彦语气陡然郑重起来，“据我父亲说，遗书中记述了继彦叔父砍俘虏脑袋的情形，非常生动详细。当然，作为士兵不带什么军刀，日本刀什么的以前也从未拿过。毕竟是钢琴手。就算能读复杂的乐谱，砍人刀的用法也一无所知。但是上级军官递过一把日本刀，命令砍掉俘虏脑袋。虽说是俘虏，但一没穿军服二没带武器，年龄也相当不小了。本人也说自己不是当兵的。只不过是把那一带的男人们随便抓来绑上杀害罢了。查看手掌，有粗糙硬茧的，就是农夫，有时候放掉。但若有手柔软的，就视为脱掉军服企图混作市民逃跑的正规军，不容分说地杀掉。作为杀法，或者用刺刀刺，或者用军刀砍头，二者必居其一。如果附近有机关枪部队，就令其站成一排砰砰砰集体射杀。但普通步兵部队舍不得子弹（弹药补给往往不及时），所以一般使用刃器。尸体统统抛入扬子江 (2) 。扬子江有很多鲇鱼，一具接一具把尸体吃掉。以致——真伪程度不清楚——据说当时扬子江里因此有肥得像小马驹般大的鲇鱼。”
“上级军官递军刀给叔父，要他砍俘虏脑袋。那是个刚从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年轻少尉。叔父当然不愿意做那种事。但若违背上级军官的命令，事情可就非同小可，单单制裁是不能了事的。因为在帝国陆军里面，上级军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叔父以颤抖的手好歹挥起军刀，但一来不是有力气的人，二来那是批量生产的便宜军刀，人的脑袋不可能那么一下子轻易砍掉。没办法砍中要害，到处是血，俘虏痛苦地百般挣扎，场面实在惨不忍睹。”
政彦摇头。我默默喝咖啡。
“叔父事后吐了。能吐的东西胃里没有了，就吐胃液。胃液也没有了，就吐空气。因此受到周围士兵嘲笑，骂他是窝囊废，被上级军官用军靴狠狠踢在肚子上踢飞。谁也不同情。结果，他一共砍了三次俘虏脑袋。为了练习 ，要一直砍到习惯 为止。那就像是作为士兵的通过仪式。说是通过体验这种残忍场面才能成为合格士兵。可是叔父一开始就不可能成为合格士兵，天生就不是那块料。他是为悠扬弹奏肖邦和德彪西而出生的，不是为砍人头而出生的人。”
“哪里会有为砍人头而出生的人？”
政彦再次摇头。“那种事我不知道。但是，能够习惯于 砍人头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人是能习惯许多事物的。尤其被置于接近极限状态之下，说不定意外轻松地习以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