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到在屋里不能看书时，我们就都到门外去坐。有时候一声不响，看着天边一点点暗下去，对面傣寨里的竹梢背后泛出最后一点红色。有时候她会给我们讲小时候的一些琐事，她讲得特别有意思。她讲她有一次和哥哥爬上屋顶去摘桑葚，那是一座西式的房子，尖尖的洋铁皮顶。哥哥上树去了，让她坐在屋顶上等着，可是她往下一看，高极了，足有七层楼高—那是两层楼，不过她才四五岁，当然觉得高。于是她反过身来往上爬，越爬就越打滑，一直滑到离房檐不远的地方，吓得她一动也不敢动，大哭起来。晚上回家以后，衣服上剐破的窟窿叫妈妈看见了。不管妈妈怎么问，她也没说出哥哥来。她骄傲地说：从那时我就感到，大人的话有时可以不听，应该正直，不出卖人，这比听话重要得多。她还讲过别的一些小事儿，我们都很爱听。她说困难时期，她的同桌家里孩子多，总是吃不饱。她每天给他带一个窝头。可是后来上中学以后他就忘了她，见了面也不理了。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什么。嗐，我们上中学时也不敢和女同学来往，为了做个正派人。总之，我们渐渐发现她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子，她什么也不怕。她本能地憎恶任何虚伪，赞美光明，在我们困惑的地方，她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什么是对的。我觉得她比我们俩加起来还聪明得多。
因为我们三个人形影不离，大家渐渐把我们看成怪人。他们看见我们一起走过来都带着宽容的微笑。他们还是喜欢我们的。有一次我远远听见几个老职工说：“三个挺好的孩子，都是教导员给害的。”原来他们认为我们得了某种神经病。后来我告诉大许和小红，他们都觉得好笑。不管怎么说，我们愿意在一起，让他们去说吧。
后来队长派活也把我们三个派到一块，通常都是三个人单独在一块干活。可是有某种默契，就是我们必须不挑活。开头是让我们三个去田里把稻草拉回来。我们赶着三辆牛车。一般女同志不适合赶牛车，因为牛有时候会调皮。可是邢红赶得很好。我们赶上车到地里去。旱季的天空是青白色的，地平线上白茫茫，田野里光秃秃。太阳从天上恶狠狠地晒下来，连一片云也没有。稻草干得发脆，好像鸡蛋壳一样。我们往车上扔稻草的时候，邢红站在车顶上接着。她穿着我们的破衣服，衣服显得又大又肥，她的样子好玩极了。我们把稻草捆拼命地往上扔，一直扔到她抱怨起来：“慢一点啊！”等我们停下手来，她就趴在稻草上笑着说：“你们真伟大，不过还是慢一点。”如果我们再快扔，她就躺下不动，直到我们扔上去的草把她埋起来，她才从草里钻出来，飞快地把草码好，还高兴地喊：“来吧，我不怕。我比你们快！”然后我们就拉着三个稻草垛回去。我们运的稻草比六辆车运的都多。
后来草运完了，队长很满意，说：“如果知青都和你们一样，我们可以多种一千亩地。”可是他又让我们去出牛圈，他说：“你们可以慢慢干，让邢红在外边干点杂活。牛圈离家近，你们可以自己安排时间，什么时候干都可以。”
我们队的牛圈有好几年不出了。那是一间大草棚，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因为从来不出粪，也不垫草，简直成了个稀屎塘，大牛下去淹到肚子，小牛下去可以淹死，真够呛。我们去看了一下，我说：“邢红别下去了，留在外边吧。”
她说：“我不在外边，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我进去探探深浅，牛粪一直淹到我大腿上半截。我们拉来一头顶壮的水牛，驾上一套拖板，邢红在前边拉牛，我们两个在后面压住板梢，把那些牛粪从圈里拖出来晒。哎呀，那些粪真是骇人听闻，说起来你都不信。那头该死的牛拼命地甩尾巴，溅起来的粪总打到人脸上。每当我们从牛圈里推出一大堆粪来都要到水沟里洗洗脸，邢红的头发里也溅上了。这里太脏了，我们连话都顾不上说。连那条该死的牛出来以后都不肯再进圈，总要做一些古怪花样才肯进去。我们连中午饭也没吃，弄到下午三点钟，那条牛一下跪下不起来了。邢红大叫一声：“我也受够了！”她骑到牛背上说：“走，牛，咱们到河边游泳去。”那牛腾的一声跳起来，飞快地朝河边跑去了，快得让我们两个死追也追不上。我在后边一边追一边喊：“小红！你勒着点鼻绳呀，别摔下来！”她在牛背上说：“你别怕，我摔不下来。”她哈哈地疯笑起来。水牛背又宽又滑比马难骑多了，那牛跑得比马还快，可是她居然没有摔下来。到了河边，那牛一头蹿下水去，她也从牛背上翻下来摔到水里了。可是她马上又跳起来，在齐腰深的水里朝上游跑过去，最后弯腰一头扎到水里。等我们跳到水里去的时候，她在上边大叫：“我已经洗干净了，你们快好好洗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