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病退回北京，住在街道上借来的一间小屋里。在北京能借到很多书，我读了很多文艺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苏联的叶比西莫夫，试着从理论分析中找到一条通向目标的道路，结果一无所成。
那时候我穷得发疯，老盼着在地上捡到钱。我是姑姑养大的，可是她早几年死了。工作迟迟没有着落，又不好意思找同学借钱。我转起各种念头，但是我绝对不能偷。我做不出来。想当临时工，可是户口手续拖着办不完。剩下的只有捡破烂一条路了。
在天黑以后，我拿了一条破麻袋走向垃圾站。我站在垃圾堆上却弯不下腰来。这也许需要从小受到熏陶，或者饿得更厉害些。我拎着空麻袋走开时却碰上一位姑娘从这儿走过。我和她只有一面之识，可她却再三盘问我。我编不出谎来，只好照实招了。
她几乎哭了出来，非要到我住的地方去看看不可。在那儿，我把我的事情都告诉她了。那一天我很不痛快，就告诉她我准备把一切都放弃。她把我写过的东西看了一遍之后，指出有三首无可争议的好诗。她说事情也许不像我想的那么糟糕。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那三首诗是怎么写出来的了。我还不是一个源泉、一个发光体，那么什么也安慰不了我。
后来她常到我这儿来。我把写的都给她看，因为她独具慧眼，很能分出好坏来。她聪明又漂亮。后来我们把这些都放下，开始谈起恋爱来，晚上在路灯的暗影里接吻。过了三个月她要回插队的老家去，我也跟她去了。
在大海边上，有一个小村镇。这儿是公社的所在地，她在公社当广播员，把我安排在公社中学代课。
她有三间大瓦房，盖在村外的小山坡上，背朝着大海，四面不靠人家，连院墙都没有，从陆上吹来的风毫无阻碍地吹着门窗。她很需要有人做伴，于是我也住进那座房子，对外说我是她的表哥，盖这座房子用了我家的钱。人家根本不信，不过也不来管我们的闲事。我们亲密无间，但是没感到有什么必要去登记结婚。我住在东边屋里，晚上常常睡不着觉在门口坐着，她也常来陪我坐。我们有很多时候来谈论，有很多次谈到我。
看来写诗对我是一个不堪的重负，可是这已经是一件不可更改的事情了。我必须在这条路上走到底。我必须追求这种能力，必须永远努力下去。我的敌手就是我自己，我要他美好到使我满意的程度。她希望我能斗争到底。她喜欢的就是人能做到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她的一切希望就系之于此。如果没有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一切都好办了。
我不断地试下去，写过无数的坏诗。偶尔也写过几个美好的句子，但是没有使她真正满意的一篇。我好像老在一个贫乏的圈子里转来转去，爬不出去。我找过各种各样的客观与主观的原因，可是一点帮助也没有。她说我应该从原地朝前跨一步，可是我动弹不得。
我就这么过了好几年。有时挎着她的手到海边去散步时我想：“算了吧！我也算是幸福的了。她是多么好的伴侣。也许满足了就会幸福。”可是我安静不下来。我的脑子总是在想那个渺茫的目标。我常常看到那个寂寞的大海。如果我停下来，那么就是寂寞，不如试下去。
昨天早上，校长让我带十几个学生去赶大潮。我们分两批到大海中间的沙滩上去挖牡蛎，准备拿回去卖给供销社，给学校增加一点收入。下午第一批学生上船以后，忽然起了一阵大风，风是从陆上吹来的。这时潮水已经涨到平了沙滩，浪花逐渐大起来，把沙洲上的沙子全掀了起来。如果浪把我们打到海里，学生们会淹死，我也可能淹死，淹不死也要进监狱。我让学生们拉住我的腰带，推着我与大浪对抗。我身高一米九零，体重一百八十斤，如果浪卷不走我，学生们也会安全。
小船来接我们时，浪高得几乎要把我浮起来，一浮起来我们就完了。小船不敢靠近，怕在沙滩上搁浅，就绕到下风处，我把学生一个一个从浪峰上推出去，让他们漂到船上去。最后一个学生会一点水，我和他一起浮起来时，他一个狗刨动作正刨在我下巴上，打得我晕了几秒钟，醒过来时几乎灌饱了。我再浮上水面，小船已经离得很远。我喊了一声，他们没有听见，我又随浪沉下去。再浮到浪顶时，小船已经摇走，他们一定以为我淹死了。
我在海里挣扎了很久，陆地在天边消失了。我一个劲地往海底沉，因为我比重太大，很不容易浮起来。大海要淹死我。可是我碰上了一条没桨的小船在海上乱漂。我爬上船去。随它漂去。我晕得一塌糊涂，吐了个天翻地覆。天黑以后，风停了。我看见这座大海之中的小孤岛，就游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