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写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有人告诉我说,不能这样写书——写书这个行当我还没有入门。他们说,像这种怪诞的故事应该有一个寓意,否则就看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这种意见,虽然我一贯很虚心。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一点都不怪诞。我不过是写了我的生活——当然这个生活有真实和想象两个部分,但是别人的生活也是这样的吧。生活能有什么寓意?在它里面能有一些指望就好了。对于我来说,这个指望原来是证出费尔马,对于红拂来说,这个指望原来就是逃出洛阳城。这两件事情我们后来都做到了。再后来的情形我也说到了。我们需要的不是要逃出洛阳城或者证出费尔马,而是指望。如果需要寓意,这就是一个,明确说出来就是:根本没有指望。我们的生活是无法改变的。
七
红拂这一辈子干过两件重要的事:一件是在不到二十岁时从洛阳城里逃了出去,另一件是在刚过五十岁时企图自杀。这两件事里有一件成功了,另一件不成功。不管成功不成功,两件事都引起了别人的诧异。因为这两件事她都不该干出来。红拂很少想入非非,她想到了什么就干什么。我现在依旧没有结婚,而且在和小孙同居。别人总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在我周围有一种热乎乎的气氛,像桑拿浴室一样,仿佛每个人都在关心别人。我知道绝不能拿这种气氛当真,他们这样关心别人,是因为无事可干。就是把这种气氛排除在外,大家也不能对别人漠不关心。就是我,也总在猜测别人是什么样的。这不是在猜测女人脱了衣服是什么样的,而是在猜测每个人在心底是什么样的,随时随地都在想些什么。
我现在经常想到一个人,就是那位在二次大战里躲在“边楼”的犹太小姑娘安妮。她在那里写了一本日记,说她相信每个人的心地都是善良的,然后就被纳粹抓走了,死在灭绝营里。这样她就以一种最悲惨的方式证明自己是错了。她生命的价值就是证明了再不要相信别人是善良的。最起码要等到有了证据才能信。
你是不能从人群里认出我来的,尽管你知道我头发灰白,一年四季总穿灰色的衣服。现在每天我都到系里去上班,在我的办公桌上放了一个老式的墨水池,那东西看上去像个眼镜,左边的一个墨水瓶里是红墨水,右面一个是蓝墨水,中间的凹槽里放了好多蘸水笔尖。每天早上我来时,都要仔细地把笔尖挑选一遍,把磨秃了的笔尖拣出来,包在一张纸里扔进废纸篓;然后戴上老花镜批阅学生的作业。这些学生是加州伯克利教的。批完之后我把这些作业本拿到对面他的办公桌上,然后看教科书的校样,到十一点钟我到厕所去洗手准备回家——有人在洗手池上放了一撮洗衣粉,用它可以去掉手上的墨水渍。我就是这样一天天老下去了。从这个样子你绝看不出我每天每夜每小时每一分钟都在想入非非,怀念着十七岁时见到的紫色天空,岸边长满绿色芦苇的河流,还有我的马兄弟。我本来不是这样,是装成这样的。你不可能从一个消瘦、憔悴的数学教师身上看到这些。有关人随时在想些什么,我只知道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别人不可能把一切都告诉我。所以我只好推己及人。在统计学上可以证明,以一个例子的样本来推论无限总体,这种方法十分之坏。安妮·弗兰克就犯了这种错误,从自己是善良的推出了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虽然这份善良被深藏在心里;这个推论简直是黑色幽默。但是在这件事上没有别的方法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件事能让我相信我是对的,就是人生来有趣,过去有趣,渴望有趣,内心有趣却假装无趣。也没有一件事能证明我是错的,让我相信人生来无趣,过去无趣现在也无趣,不喜欢有趣的事而且表里如一。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只能强忍着绝望活在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