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左面住了一家意大利人。男主人黝黑黝黑、长了一头银发，遇上我跑步回来，总要拉着我嘀咕一阵，说他要把花坛好好弄弄。照我看，这花坛还不坏。只是砖护墙有些裂缝，里面的土质也不够好，花草都半死不活。这位老先生画了图给我看，那张图画得太过规范，叫我怀疑他是土木工程师出身。其实他不是，他原来是卖比萨饼的。这件事他筹划来筹划去，迟迟不能开工。
在街尾处，住了一对中国来的老夫妇，每次我路过，都看到他们在修理花园，有时在砌墙。有时在掘土，使用的工具包括了儿童掘土的玩具铲以及各种报废的厨具，有一回我看到老太太在给老头砌的砖墙匀缝，所用的家什是根筷子。总而言之，他们一直在干活，从来就没停过手。门前的护墙就这么砌了出来，像个弥陀佛，鼓着大肚子。来往行人都躲着走，怕那墙会倒下来．把自己压在下面。他们在花园里摆了几块歪歪扭扭的石头，假装是太湖石。但我很怕这些石头会把老两口绊倒。把他们的门牙磕掉……后来，他们把门廊油得红红绿绿，十分恶俗，还挂上了块破木板钉成的匾，上面写了三个歪歪倒倒的字“蓬莱阁”。我不知蓬莱仙阁是什么样了，所以没有意见，但海上的八仙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关于怎样利用门前空地，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其中之一是在角落里拦出个茅坑，捞点粪，种菜园子。小时候我住在机关大院的平房里，邻居一位大师傅就是如此行事。他还用废油毡、废铁板在门前造了一间难以言状的古怪房子，用稻草绳子、朽烂的木片等等给自己拦出片领地来，和不计其数的苍蝇快乐地共同生活。据我所见，招来的几乎全是绿荧荧的苍蝇，黑麻蝇很少来，由此可以推断出，同是苍蝇，黑麻蝇比较爱清洁，层次较高；绿豆蝇比较脏、层次也低些。假如这位师傅在美国这样干，有被拉到衔角就地正法的危险。现在我母亲楼下住了另一位师傅，他在门前堆满了拣来的易拉罐和废纸板，准备去卖钱。他还嫌废纸板不压秤、老在上面浇水，然后那些纸板就发出可怕的味道来，和哈喇的臭咸鱼极为相似。这位老大爷在美国会被关进疯人院——因为他一点都不穷，还要攒这些破烂。每天早上，他去搜索垃圾堆，然后出摊卖早点。我认为，假如你想吃街头的早点，最好先到摊主家里看看……我提起这些事，是想要说明：门前空地虽是你自己的，但在别人的视线之中。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人，就怎么弄好了。
后来，我的意大利邻居终于规划好了一切，开始造他的花坛。那天早上来了很多黑头发的白种男人，在人行道上大讲意大利语。他们从一辆卡车上卸下一大堆混凝土砌块来，打着嘟噜对行人说“ｓｏｒｒｙ”，因为挡了别人走路。说来你也许不信，他们还带来几样测绘仪器，在那里找水平面呢。总共五米见方的地面，还非弄得横平竖直不可。然后，铺上了袋装腐殖土，种了一园子玫瑰花。路过的人总禁不住站下来看，但这是以后的事。花坛刚造好时，是座庄严的四方形建筑。是一本正经建造的，不是胡乱堆的。过往的行人看到，就知道屋主人虽然老了，但也不是苟活在世上。
卖唱的人们有一次，我在早上八点半钟走过北京的西单北大街，这个时间商店都没有开门，所以人行道上空空荡荡，只有满街飞扬的冰棍纸和卖唱的盲人。他们用半导体录音机伴奏，唱着民歌。我到过欧美很多地方，常见到各种残疾人乞讨或卖唱，都不觉得难过，就是看不得盲人卖唱。这是因为盲人是最值得同情的残疾人，让他们乞讨是社会的耻辱。再说，我在北京见到的这些盲人身上都很脏，歌唱得也过于悲惨；凡是他们唱过得歌我再也不想听到。当时满街都是这样的盲人，就我一个明眼人，我觉得这种景象有点过分。我见过各种各样的卖唱者，就属那天早上看到的最让人伤心。我想，最好有个盲人之家，把他们照顾起来，经常洗洗澡，换换衣服，再有辆面包车接送他们各处卖唱，免得都挤在西单北大街——但是最好别卖唱。很多盲人有音乐天赋，可以好好学一学，做职业艺术家。美国就有不少盲人音乐家，其中有几个还很有名。
本文的宗旨不是谈如何关怀盲人，而是谈论卖唱——当然，这里说的卖唱是广义的，演奏乐器也在内。我见过各种卖唱者，其中最怪异的一个是在伦敦塔边上看到的。这家伙有五十岁左右，体壮如牛，头戴一顶猎帽，上面插了五彩的鸵鸟毛，这样他的头就有点像儿童玩的羽毛球；身上穿了一件麂皮夹克，满是污渍，但比西单的那些盲人干净——那些人身上没有污渍，整个人油亮油亮的——手里弹着电吉他，嘴上用铁架子支了一只口琴，脚踩着一面踏板鼓，膝盖栓有两面钹，靴子跟上、两肘栓满了铃，其他地方可能也藏有一些零碎，因为从声音听来，不止我说的这些。他在演奏时，往好听里说，是整整一支军乐队，往难听里说，是一个修理黑白铁的工场。演奏着一些俗不可耐的曲子。初看时不讨厌，看过一分钟，就得丢下点零钱溜走，否则就会头晕，因为他太吵人。我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哗众取宠的家伙。他的演奏没有艺术，就是要钱。